达尔文与基督教世界的沟通他的跨洋策略

在达尔文出生的那个年代,没有人会接受关于进化和人类起源的自然主义学说,他在那个时代分享了他关于自然、上帝以及历史的观念。在“贝格尔号”航行之后,他提出的“生命始于同一祖先”理论如何能令人信服,是他面临的巨大挑战。自从达尔文开始进化论的研究之后,他对“我的理论”的推广并非一定意在反驳宗教教义,而是作为宗教和科学的进步。达尔文深信的一条教义,就是人类具有共同祖先或者说所有种族皆兄弟——这可作为废除黑奴制度的一个理论根据。英国已于1838年废除了奴隶制,世界的目光于是转向美国——该国奴隶制正如火如荼,并得到一种支持奴隶制、主张人种多元的新特创论的支持。达尔文的跨洋策略自19世纪50年代开始便深深影响着美国反奴隶制的精英博物学家,他们对共同祖先理论的支持将被用来颠覆这一人种多元特创论——比用《圣经》中那不足凭信的人种同一论更为有效。因此,他的理论可作为道德和科学领域的进步而引起美国基督教世界废奴主义者的兴趣。然而,该策略却从未完全发挥自身所有的潜力,这使特创论在20世纪萌生了新的形式。     

从蒙古军政府到蒙古自治邦——“蒙疆政权”的形成与消亡

本文从20世纪30年代的内蒙古自治运动和日本对华侵略、准备对苏作战的双重视角考察蒙疆政权的形成、发展和消亡过程。本文认为：蒙疆政权出现的背景是国内民族矛盾激化以及蒙古自治运动的爆发,但是这种内部纷争由于日本关东军这一外部势力的介入而进一步恶化,使得一部分蒙古族势力走向民族分裂的道路。当时的日本军支持德王建立蒙疆政府并不是真心帮助“蒙古独立建国”,而是出于自身的战略目的。德王建立“大蒙古国”的目标并没有实现。蒙疆政权可以说是一个带有蒙古族色彩,掺杂有国内民族问题,而为日本军部所掌控的亲日地方政权。     

清末青州的满族教育

清末青州旗城的驻防教育具有注重“国语骑射”的满族特色和兼收西学的时代特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教育体系，培养出了大批满族人才，是满族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乾隆二十三年清廷治回政策和回部驻防制度的形成

乾隆二十三年,随着库什、阿克苏、乌什等城先后归降,清廷因地制宜,基于回部易于治理的判断、后勤给养及准噶尔治回经验的考虑,制定了回部驻防制度,日后的军府制对其多有继承和发展。厘清乾隆二十三年清廷治回政策有助于对军府制形成的理解。     

长征途中成立红军遵义警备司令部探微

红军遵义警备司令部是长征途中成立的具有传奇色彩的军队组织机构,根据史料考证,遵义警备司令部是基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曾拟定都遵义城而成立,旨在担负"首都"遵义的警备要务。司令部驻址设在湘江河东岸、新城国民党黔军副师长周吉善的公馆里。     

清右卫建威将军探微

清右卫建威将军是绥远城将军的前身,设置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是为防备噶尔丹的南下与加强对内附喀尔喀与漠南蒙古地区的有效控制,巩固北部边疆而设。乾隆二年(1737)建威将军移驻归化城附近的绥远城,存在时间虽然不过40多年,但它的设置对漠南蒙古西部地区的建置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为绥远城将军的移设提供了直接经验,甚至后来学者所谓的军府制度也肇端于此。     

清代安西卫、沙州卫设置时间考--兼论沙州所建制的有无

安西卫和沙州所设置于雍正二年（1724）,雍正四年（1726）沙州所升卫,并非是长期以来被学界和社会所广泛接受的“雍正元年（1723）置安西卫、沙州所,雍正三年（1725）沙州所升卫”。对文献解读方式的正确与否、文献形成过程的了解程度和对地区自身发展脉络的熟悉程度都对学术成果的可信度产生一定的影响。     

清末杭州八旗驻防士人的族群意识——以金梁和惠兴为考察中心

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喧嚣中,清末杭州八旗驻防子弟金梁和惠兴通过自己的行动,表达了他们对自己民族身份的看法:金梁将民族身份和国家认同统一在了一起,而惠兴则选择开启旗营民智,与大汉族意识相抗衡。金梁、惠兴在清末杭州城的举动,颇能代表当时社会中八旗士人阶层的思想和认识,对他们言行和思想的考察,有助于了解清末八旗士人阶层自我身份的认同。     

明代团营营制考

团营是明代京军系统发展的一个特殊兵制,在明代兵制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但直到现在对团营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很匮乏,即使有涉及也只是作为叙述明代京营的附属,以至于有关团营的单篇论文至今尚未出现。学界对团营这一问题的忽视,造成了我们对其产生了许多错误的认识。同时,一些古代典籍对团营叙述的混乱以及随意性,更加深了我们的这种认识。文章力图从明代团营动态发展的角度出发。将有明一代各个不同时期团营发展和建制的情况分别加以论述,同时对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对于团营的固有错误观念加以辨析,以便对团营形成一个全新的认识。     

沙州刺史李庭光相关问题稽考

S.1523+上博40抄录了沙州刺史兼豆卢军使《李庭光莫高灵岩佛窟之碑并序》,然有学者将李庭光释作李光庭;其年代则主要有“武周后期”和天宝年间的不同认识。本文从碑文校释入手,据碑文本身所蕴涵的年代背景信息和相关文献、文物资料,就碑文本身所书、时代、身份和籍贯四个方面论证了碑主为李庭光。豆卢军长官豆卢军经略使更名为豆卢军使不晚于景龙四年（710）五月;其任沙州刺史时间当为长安四年（704）至景龙四年;碑文撰写于景龙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