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精神及其当代价值

抗日战争中所产生的抗战精神,其内涵博大精深,十分丰富,概括起来主要包括爱国精神、团结精神、自强精神、国际精神等四方面的内容。而其产生也是由中国传统民族精神的积淀、民族危亡的现实环境、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国民政府的积极努力等多方面原因所促成的。抗战精神不仅在抗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对当下我们民族所面临的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历史任务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孙子兵法》看北洋海军后勤保障弊端

《孙子兵法》强调后勤保障是决定战争胜败的物质基础。从《孙子兵法》后勤思想看,甲午中日战争北洋海军失败的原因与其后勤保障弊端有直接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缺乏海军后勤保障的战略眼光、舰船普遍严重失修、弹药质量差与配拨制度弊端等方面。北洋海军的后勤保障不力,既揭示了李鸿章等人不可推卸的统帅责任,又折射出清王朝的体制弊端与制度腐败。     

抗战时期四川内江蔗糖业的长项债务纠纷

长期以来,内江蔗糖界由于盛行“上流下接”的帮规,“长项”蔗农对于糖商的苛重盘剥,往往习惯于忍耐和接受。抗战时期,随着“蔗农＋合作社”经营模式的建立,内江蔗糖业的长项债务纠纷接踵而来。长项债务纠纷实质上是“蔗农＋糖房”与“蔗农＋合作社”两种经营模式之间的竞争。内江蔗糖界最终确立了“蔗农＋糖房”与“蔗农＋合作社”彼此互相独立、互不相干的并存局面。     

中国传统治军理论的历史变迁

中国传统治军理论奠基于孙子,他在《孙子兵法》中提出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治军理论;第一个完备的治军理论体系是由吴子完成的,其核心是"以治为胜";明代在治军理论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内容的更新和体系的完备两个方面。对中国传统治军理论的基本脉络的梳理,可以从一个侧面推进对中国传统兵学发展的内在原因和基本规律的探讨,对孙子兵学体系的构建也有重要的补充作用。     

抗美援朝战争与我党对台政策

解放台湾,实现统一,是中共一直坚持的目标。从新中国成立到抗美援朝战争,中共坚持以武力歼灭国民党残余力量,解放台湾。然而,抗美援朝战争使中共中央面临的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共中央被迫暂缓武力解放台湾的步伐。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逐渐提出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统一。     

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国对韩国的援助及其影响

朝鲜战争爆发后,作为美国在亚洲的"反共堡垒"和盟友,美国对韩国加大了经济、军事援助,竭力影响韩国的政治和经济,对韩国战后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后冷战时期共产党国际团结的转型及其原因

共产党国际团结与联合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问题。后冷战时期共产党国际团结与联合,与历史上相比已经发生重要转型,逐渐走向一种“新型联合”,即回归对马克思主义的尊重,适应后冷战时期国际共运面临的形势与要求,从在传统的“一个中心、一条道路、一种模式”思想下极力强调组织联合,变为新型的坚持从独立自主要求出发的多样化团结方式,从思想、方式和行动等方面自由开展双边和多边的合作与联合。究其原因,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和理性回归,也有对后冷战时期国际共运转型与变化的调适,同时中国共产党为其转型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全面抗战时期专门美术教育的民族化转向

在全面抗战时期,表现中国社会现实的新写实主义取得西洋画教学的主导地位,带动西洋画中国化的探索走向深入,同时引发了在图案等相关领域的民族化实践,改变了战前专门美术教育的样态,并在战后作为专门美术教育的一股重要力量延续着战时开创的事业。这种专门美术教育的民族化转向,对20世纪中后期的专门美术教育的理念、方法及实践路线,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     

修昔底德的人性说及其历史观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人性一词有较为广泛的涵义,包括天生的、自然而来的个体的人、群体的人以及人类所共有的品性、能力、生理特征等等。修氏特别关注的是与重大历史事件有关的人类所共有的本性,即人追求权力、财富和荣誉的欲望、好斗性以及人的情绪等等。欲望、好斗性和情绪等人类非理性的本性是永恒不变的,然而它们又通过具体变化着的人的行为表现出来,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结合或冲突,从而形成为人类的活动。修氏以人性说为基础建构自已的历史观。他揭示了客观历史自身存在的理性:历史以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联系不断加强的方式表现其发展的理路。人性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因。历史的本质就是人性。历史理性与自然理性无关,与道德理性背离。修氏的历史观反映了希罗多德之后古希腊史学观念的重大变化。对古希腊史学观念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