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谭纶对汤显祖戏曲创作的影响

明代名臣谭纶与杰出戏剧家汤显祖同为江西临川名人,虽然年龄差辈,未曾谋面,然而两人却书信往来.青年汤显祖十分仰慕家乡名将谭纶的英雄气概和兵备武功,谭纶的英雄业绩和爱国精神对汤显祖"临川四梦"战争描写产生积极影响,谭纶引进海盐腔、繁荣家乡戏曲艺术的功绩为汤显祖晚年戏曲创作与演出活动提供十分有益的条件.     

论汤显祖“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

汤显祖是明代伟大的戏剧家,同时也是晚明民主思潮的先锋。汤显祖＂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的形成受主客观因素的双重影响,与当今的＂民本＂思想有着历史性的联系,而他＂以人为本＂政治理念的实践,也可视为当今民生工程的典范。     

科学与存在:论唐君毅先生的科学观

唐君毅认为"科学"是自我对待世界和人生的一种态度,它以"超越性"和"分析性"为基本品格。科学的态度是必要的,对自我走向理想的存在有着积极价值;但它自身也有种种限制,具有导致自我存在危机的可能性。科学发挥何种作用,关键在于是否将其置于"仁心"的主宰之下。他从存在论角度对科学的考察,为理解和反思科学及其与存在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     

试论杜丽娘性格中“情”与“理”的矛盾冲突及其文学意义

作为中国古典戏剧舞台上一枝独秀的美艳"牡丹",《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以鬼之"虚情"对己,以人之"实礼"待世,实现了其人生价值追求的最大化。同时,对人性中潜在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淋漓尽致地演绎使其不仅在同类文学形象中独树一帜,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审视现实的空间和角度。     

论唐甄的治国之方

唐甄所论及的治国之方有着丰富而具体的内涵。笔者认为，唐甄在论述其治国之方时体现出双重性：对现实世界力倡法治，主张先有治法，后有治人；对构建的理想王国，却更重德治。这种现实与理想的对立，却和谐地统一在唐甄对旧制度的批判和对新王国的憧憬中。     

从汤显祖的尺牍看他的儒家风范

汤显祖的尺牍,明人沈际飞认为可以压倒流辈。但因“临川四梦”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于其尺牍很少有读者问津。汤显祖的尺牍中很少问讯寒暄、达情修好的篇章,更多的作品表现了他以天下为己任、不念个人得失的精神境界,关心民瘼、为民请命的仁爱思想;刚正严明、不畏强暴的浩然正气,这些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所具有的值得称道的儒家风范。     

一束质文并茂的古体诗作--唐庆华同志《诗伴我行》鉴赏札记

唐庆华古体诗作在题材、主旨、情景、理趣以及语言技巧等方面均有独到的表现功力,他的诗作在保持诗歌传统的同时,做到了与时俱进、不断革新,对古体诗歌在现今时代的流变做了有益的尝试,这对彰显民族文学精华,启迪后来才学追求颇有稗益.     

叶宪祖生平及其《四艳记》剧类之辨正

叶宪祖于天启六年(1626)迁工部主事后,旋即升为该部郎中,晋升时限当在天启六年十月到七年八月之间。黄宗羲《改葬墓志铭》和《明史》的相关记载均不误,只是因为其中省略了一段事实过程。宪祖起复年份在崇祯元年,而他任南京刑部之职则应在崇祯三年(1630),且所任为刑部主事一职,而非“部郎”或“侍郎”。《明诗综》等对之未加考究,以致以讹传讹。应当结合《四艳记》的结构形式,以“南曲十一折(出)”的标准来确定其剧类。该剧内部结构明显呈现“块状”。将《四艳记》定为杂剧是合适的。     

从王骥德到李渔:中国传统戏剧理论的一条主线

明的王骥德和清初的李渔继承了汤显祖、沈璟以来中国戏剧理论的优秀传统，既认真总结了以往的艺术经验，又针对当时戏剧实践中的问题提出了一些理论方案，广泛涉及到戏剧的音乐、曲辞、宾白、结构、社会功能等多方面的问题，进一步提高和完善了中国传统戏剧理论，使之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名人文化旅游品牌的建设与发展——以浙江遂昌汤显祖文化为例

名人文化旅游是旅游资源中的一大金字招牌,创建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名人文化旅游品牌,能大大促进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结合浙江省遂昌县汤显祖文化旅游品牌的创建过程,分析了创建名人文化旅游品牌的优势,论述了创建名人文化旅游品牌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