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与西部农业结构调整

农业是我国西部经济中具有相对优势的主导产业。在西部大开发中,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和持续发展,就必须调整农业结构。     

发挥学术期刊对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科技支撑作用<林业科学>的有益尝试

西部大开发是我国政府在2000年提出的重大战略决策，生态环境建设是这一决策的重大问题之一。学术期刊应该采取积极措施，为实现这一战略发挥科技支撑作用。介绍《林业科学》在过去几年中发挥这种作用的一些探索性工作。     

20世纪陇西、青东黄土高原地区的城镇发展

20世纪是陇西、青东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建设最为重要的时期。民国时期这一地区城镇达到300余个,较清代翻了一番,一批商业城市的著名城镇出现,城镇建设完成了由传统向近代化的过渡。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前30年的扩充和发展,城镇达到700多个。近20年来,伴随城市化进程,一个以省会兰州为全省中心,以省辖市为区域中心,以县城与乡镇为网络的城镇发展新体系已经形成。     

冷战后印度外交策略的转变与发展

冷战后,印度外交策略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也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作为我国身边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印度外交上的变化和成效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本文尝试着从大国外交、全球外交和睦邻外交的角度来理清冷战后印度外交策略转变的脉络,从主观客观两个方面来分析冷战后印度外交策略转变的原因,从有利与不利因素来展望印度外交策略发展变化的趋势。     

基础条约前后的两德交流与德国统一

德国分裂是美苏冷战的产物。分裂后,两个德国虽然在政治上尖锐对立,但在经济上并没有完全中断往来。六十年代随着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两德关系也得到改善,1972年双方签署的关于双方关系的基础条约,为两德交流的加强奠定了基础。七、八十年代双方人员往来和经济交流的加强使两德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两德关系的发展为德国统一注入了精神信念,并在客观上推动了欧洲国际关系的继续缓和,为统一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中央情报局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评估与美国政府的应策

自1959年西藏叛乱起,中印边界纠纷不断,最终于1962年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美国政府相当重视中印两国的这场大规模边界冲突。对于这一紧急情况,美国政府立即利用中央情报局对当时中印边界形势的发展做出评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政府在中印边界冲突紧急阶段的心理预期和应对之策。     

企业技术技能人才向职教教师转换——德国的经验与启示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规定2019年起职业院校将从企业招聘职教教师.为此,我国职教教师教育与研究亟需解决"如何选拔企业人才进入职教师资队伍"及"如何促使其最终向'双师型'教师转换"问题.德国的经验显示:构建在线测试、专业咨询和实习的完整过程,采用"做中学"培养方式,结合多方、多阶段评价,有助于实现企业技术技能人才...     

关于创新型法学人才培养的探索——以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德语法学本科班教学为例

自2003年以来,针对目前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我院在充分借鉴两大法系人才培养模式的基础上,经过实地考察学习日本、韩国的经验,在国内首创德语法科班,全面实践创新型法学人才培养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成功经验在于:必须有准确而又较高的目标定位,大胆借鉴西方成熟经验,敦实基础,突出特色。     

冬奥外交:新中国体育外交的赓续与发展

北京冬奥会成为中国围绕冬奥平台展开外交、团结应对国际社会共同挑战、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建设和谐合作国际大家庭的闪光点。“冬奥外交”是新中国体育外交的赓续与发展。新中国体育外交生动反映了在新中国赢得生存、谋求发展和走向强大的连续过程中体育外交在维护国家主权、展示国家形象、构建命运共同体中的卓越贡献。始终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始终坚持国际国内一盘棋,始终坚持服务于国家关系的建立,始终坚持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参与国际体育治理,新中国体育外交促进中国外交实现了服务发展的使命。新时代中国体育外交将践行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善体制机制、建立现代体育外交制度,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全球体育公共产品,影响国际体育规范、主动推进全球体育治理,创新体育外交体系、探索建设体育外交学新学科。     

群体性纠纷的示范诉讼解决机理与构造

在群体性纠纷解决过程中, 群意表达易被集体意旨所表征而成为公开文本, 但群体成员个体表意的隐藏文本并不能有效转化为合意而被吸纳其中、 并在最终影响群体司法正义的实现. 既有群体司法虽通过直觉法中的情理因素涵摄以及法庭的非社会化给予响应, 但也由此造成了群体性司法诉讼效率与共识达成的现代化之殇. 德国针对私人投资者建立的首个示范性诉讼立法实践表明: 通过示范诉讼契约吸纳当事人诉讼处分合意,可改善群体司法对每一个当事人的诉讼权保障程度; 通过诉讼退出制, 可协调无法达成 "集体意旨" 的少数当事人另行起诉; 灵活运用包括胜诉酬金制在内的起诉激励, 也在一定程度上纾解了群体性诉讼巨型化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