挟天子与袁曹成败

袁绍轻视皇权,拒迎献帝,荀彧旋即弃袁投曹,曹操得到"吾之子房";曹操因为挟天子而赢得了政治上、人才上以及在割据势力分化组合等方面的主动,进而在最后搏弈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袁文揆与《滇南文略》的编纂

清代云南著名诗文家袁文揆编撰的《滇南文略》,清晰呈现了古代云南文学和文坛的发展。袁文揆对于云南地方文献的收辑整理可谓导夫先路、居功至伟。     

元结的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

元结是鲜卑族拓跋氏的后裔,身上具备义勇纯真的北方草原民族的特点。在文学的价值取向上,趋向于质朴和慷慨,更多地强调文学经世致用的政治功能一面。在诗歌理论和创作上,他提倡古诗古乐府,反对近体流行调;提倡言志抒情,不重儒家诗教。有的讽谏之作言词犀利,态度狷狂,有的诗歌古朴直切,与“主文而谲谏”相左,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儒家诗论的藩篱,表现了出身拓跋氏的元结“不师孔丘”的一面。     

试论袁宏道游记中人与自然的亲和

文学与大自然有不解之缘，从二者的关系来看，进入文学中的自然经历了一个从简单比拟到水乳交融的深化过程。晚明的袁宏道就以其自身的情趣爱好、人生游历、采用多种艺术手法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审美视野中的自然，展现出人与自然无比亲和的审美境界，提升了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拓宽了我国游记文学的审美空间，表达出浓厚的人文气息和新鲜的审美意趣。     

孟浩然交游补笺

孟浩然集中所涉及交游人物约200人左右。对其中部分以行第，职官代人名的交游人物进行了重点考察，弄清楚了他们的大致生平概况，以及其与孟浩然的交往史等，有助于对孟浩然其人其作的研究与认识。     

《后汉纪》的编撰特色及其史学地位

东晋史学家袁宏所撰写的编年体史书《后汉纪》,是在纪传体史书兴起后、编年体史书地位下降的形势下出现的 ,它在结构安排、记时方法、叙事方法、史论的形式到内容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编撰特色 ,从而更加完备了编年体史书的体例和规模 ,使其成为一种和纪传体并驾齐驱的史书体裁 ,为促进汉隋之间编年体史书的繁荣作出了贡献 ,在中国编年体史书中有着承上启下的地位     

元结、柳宗元永州山水游记之“山石”意象比较

永州山水融奇、绝、险、秀与美丽传说于一体,赢得了古今文人墨客的诸多美誉。元结、柳宗元作为唐代山水游记大家对于潇湘山水可谓意趣盎然,都在游记中展示了山水奇异之美。由于二者遭遇、心志不同,在面对相似的山水景物,触发的情感可谓大相径庭,因而选取的"山石"意象也大不一样。研读元结、柳宗元游记山水散文中的众多山、水意象,不仅可以对永州之自然风光有更多认识,并且还可以从中体会他们当时忘怀山水、寄寓身世之情。     

元稹、白居易、韩愈等为何不受高棵重视

明初高榛编选的《唐诗品汇》“四唐”结合“九品”,辅以各种体裁,审音辨体,倡导“格调”,宗法盛唐,推尊李、杜。但因高榛不满于元稹、自居易的直露、通俗,及韩愈、孟郊、李商隐、杜牧、刘沧等的变化盛唐,而将诸家列入“正变”等品不加重视。     

元好问的生平思想与诗词创作

元好问是北魏鲜卑族后裔,生活在女真、蒙古政权下,在民族、君国等观念方面与传统儒学有异。其诗就题材言成就最高的是纪乱诗,其次是山水诗、题画诗。就体裁言成就最高的是七律,其次是七古、七绝。其成因除地域、时代外,还与其崇尚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性格及兼蓄唐宋诗的文学观念有关。其词虽也主写人生感慨,但与诗相比,侧重于个人际遇。其爱情词、山水词的成就也很突出。其词不仅兼蓄豪放、婉约,而且能熔为一炉,是苏、辛之后的又一大家。     

从清帝退位到洪宪帝制——《许宝蘅日记》中的袁世凯

新近出版的《许宝蘅日记》堪称反映清末民初北京政治和社会风俗的资料宝库。许宝蘅清末任职军机处、承宣厅,民国初年又任总统府、国务院秘书,长期活动于政治中枢,对袁世凯在光绪帝、慈禧太后去世、辛亥清室让位、民初获取大总统职位的活动均有记载。在新旧政权交替的过渡时期,许氏身为幕职人员,敬业为公,谨慎忍耐,顾全大局,因而很受袁世凯的信任。民初官场黑暗,许宝蘅始终能有一个狭小的生存空间,多少与"项城旧人"的特殊身份有关。日记中对袁氏活动的零星记载,除了披露内幕和细节,也可对今人了解鼎革之际政治演化过程有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