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日本新保守主义思潮的流变

新保守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欧美各国兴起的一股政治思潮,受欧美影响,日本在中曾根内阁时代同样出现了一股新保守主义思潮。同欧美各国的新保守主义相比,中曾根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实质上是战后日本以吉田茂为代表的传统保守主义的发展和修正。在思想内核价值理念方面基本上承继了传统保守主义的精髓,只是同内敛性极强的传统保守主义相比,新保守主义是在日本成为经济大国背景下产生的,因而其思潮在政策取向上具有明显的扩张性和排他性,民族主义色彩浓厚。其未向流变将左右日本社会的走势,值得我们予以充分的重视。     

论日本传统兵学对幕末变革思想的影响——以山鹿流兵学家吉田松阴为例

关于日本幕末时期变革思想的现有研究多侧重来自西方的影响。实则以山鹿流兵学家吉田松阴(1830-1859)为代表,日本幕末变革思想深受日本近世(17世纪初至19世纪中叶)传统兵学的影响。吉田松阴是日本近代最有名的人物之一,他的门下曾涌现出久坂玄瑞、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倒幕维新运动的重要领导者,可见其地位之重要。松阴自幼奠定的以山鹿流兵学为中心的学问基础,从根本上塑造了他独特的变革逻辑,他对"约"和"博"的辩证关系有着较为深刻的体认,所以才会对其他流派的兵学以及各种学问都抱有积极开放的求知态度;他对"理"与"变"的辩证关系也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形成了以不变的"理"为指导并且与时俱变的理念;他所服膺的日本近世兵学具有强烈的政治关怀,这使他不仅在军事上能够随机应变,在政治上也日渐萌发了独特的变革意识,直至促使他和他的门下前仆后继,投身于倒幕维新运动,最终推动日本走上了近代化之路。     

吉田茂的“中国观”

上世纪50年代初,日本首相吉田茂在决定日本对华政策时,曾试图在大陆和台湾之间搞＂平衡＂。但是,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依附美国,选择与台湾＂建交＂是日本的最大＂国益＂。本文通过对吉田茂的＂中国观＂进行剖析,揭示出当年日本政府选择与台湾＂建交＂,并不是吉田茂＂心甘情愿＂的。但为了日本的国家利益,他宁愿＂牺牲＂自己的个人想法。充分说明,在制定国家政策时,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论战后日本首相吉田茂的亚太经济政策

二战期间,以武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把日本引向不归路,惨败的日本战后在保守派首相吉田茂的率领下,自主选择了“日美基轴和经济外交”战略,在亚太经济政策上主张:追随和依靠美国,以美日同盟为基轴,复兴日本经济;以“战争赔偿”重新进入东南亚市场;服从美国冷战战略,对中国实行“政经分离”原则,维持以贸易为主的事实上的关系。吉田茂的亚太经济政策为日本经济在战后十年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基础,但过分依赖美国,使日本不得不面对“半独立”、“半媾和”等日美关系问题,也延缓了对苏、中、东南亚政策问题解决的步伐。     

论日本幕末时期武士忠诚意识的演变——以吉田松阴为例

在日本中央集权的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幕藩制度下封建武士的等级性、多元性的忠诚,逐渐集中指向以天皇为统一象征的近代国家。吉田松阴正是这一转变过程早期的代表人物。一方面,吉田松阴"天下意识"和"藩意识"的相互强化和共同发展,使他在外来危机的刺激下,形成了提倡效忠于天皇的"国体论",并提出了将军职分论,从而完成了倒幕思想的理论准备;另一方面,松阴依然保持着以藩主为核心的忠诚模式,并视之为效忠于天皇的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始终未能否定藩主辅佐幕府的忠诚义务。虽然松阴最终未能突破幕藩体制而形成"一君万民"式的近代性忠诚,但其忠诚意识已经不同于典型的封建武士,预示着近代日本忠诚观念最终定型时的两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