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隋炀帝

历史上对隋炀帝贬多褒少 ,实际上 ,炀帝的施政措施中不乏有意义之举 ,如实行科举制、开凿运河、重视文化教育等。但在是否弑父问题上史家众说不一 ,就当时的情况看 ,炀帝并不一定要弑父才能登上皇帝宝座。隋朝的速亡 ,有很多复杂的内因和外因 ,简单认定是炀帝一人之过是不切实际的。     

杨家骆先生及其文献学成就

介绍20世纪著名的文献学家杨家骆先生的生平经历，以其一最有代表性的著述入手分析，具体阐述他对文献学事业所做的巨大贡献，并着重论述他在图书分类学、目录学、编纂、校勘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他在地方志和地方文献保存工作上的贡献。     

诗人之说与学者之论

沈德潜和纪昀在学批评史上一直被相提并论，二人的诗学有一致处，也有差异。相同处主要体现在对经世致用的看重，对诗教的维护，对温柔敦厚的要求；差异主要表现在道观的不同和诗学研究重心以及具体看法的不同。他们诗学的特点和他们身份的不同定位有一定联系。     

杨万里的童趣诗及其儿童观

学界对杨万里诗歌的研究,多关注他的政治诗和写景咏物诗,少有人提及他的童趣诗。其实,童趣诗恰恰是最能体现杨万里创作的最高成就的诗歌。有鉴于此,文章试图通过对杨万里童趣诗的解读,以彰显杨万里的儿童观,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杨万里的儿童心性、人生哲学和理论兴趣对其此类诗作的影响。     

传统、现代、后现代与中国哲学的价值

思考中国传统哲学资源在21世纪的价值,离不开西学的参照。由西方传入的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为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准备了条件。中国哲学本有的开放性则为这一转型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应当在认真总结自身短长的基础上,将西方的现代性精神与中国传统的真善美的价值追求自觉结合起来,“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结构模型和变常互动互补的生存机制集中体现了中国哲学的价值。经过与现代性,后现代的相互折衷,必将能够适应新世纪的需要。     

法律儒家化新论

“法律儒家化”是中国法制史上的基本观点,但对此观点需要全面地认识和辩证地分析,不能绝对化和片面化。从魏晋至隋唐儒学发展的态势、法律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形和法律儒家化的特殊机理三个方面对法律儒家化重新予以解释和剖析,可以看出,法律儒家化的观点虽然从总体上能够成立,但不宜以绝对化、片面化的态度视之,而要深入认识我国古代法律发展过程的复杂性。     

杨秀清“逼封万岁”考谬

关于杨秀清“逼封万岁”的直接根据并不充分。杨秀清不可能向洪秀全“逼封万岁”。相反是洪秀全炮制了杨秀清“逼封万岁”的政治谣言，策划了对杨秀清的政治谋杀。     

论隋炀帝的诗歌创作

隋炀帝兼备多重身份：皇帝、文士和佛道信徒，这些不同的身份在他的诗歌创作中都有明显的反映。隋炀帝还特别喜好南国风光，他的诗歌与南方水乡的旖旎风光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一代帝王，炀帝在隋代诗坛上具有的特殊的地位。他既是一位融合南北文风的作家，又是一位转变风气的诗人。     

论纪昀的《文心雕龙》研究

纪昀评《文心雕龙》无论是版本校勘，还是理论评点上都很有贡献，虽然还没有形成一定的理论研究系统，但在《文心雕龙》学术史上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谭献关于蒋春霖“倚声家杜老”说辨析

谭献《复堂词话》称誉蒋春霖为“倚声家杜老”,此说在近现代词史上影响极大,几成定评。就学术观点而言,“倚声家杜老”说并非空穴来风,是否成立,尚值得深入探究。然而,在阶级斗争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蒋春霖及其《水云楼词》却受到不应有的贬低和曲解,因为他反对太平天国革命。不少学者对蒋春霖“倚声家杜老”一说或武断否定,或淡化回避,对《水云楼词》缺乏细致精微的品鉴。本文将蒋春霖、杜甫置于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在比勘他们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推证彼此文学思想、政治立场的潜在联系,进而抉发“倚声家杜老”说的合理内核。并剖析蒋春霖不能配享草堂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