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主敬"说过程研究--在修养工夫演进背景下的考查

朱熹“主敬”学术思想的确立经历了两大转变:首先是南宋的衰弱使其深受佛老思想影响的“主悟”向儒家“主静”转变;其次是在他同佛老学说的论战和对张轼、汪应辰的批判以及对儒释的区别中,在对“主静”之说的修正中对“主敬”的确立及超越。     

猪八戒形象简论

从猪八戒这个貌似滑稽的角色出发 ,探讨《西游记》塑造这个形象的命意 :只要皈依佛门 ,终能得正果 ,为凡夫俗子树一个榜样。并对此命意予以批判     

从《楚辞集注》看朱熹辞赋观

朱熹《楚辞集注》鲜明地反映了他的辞赋观。作为理学家兼文人的朱熹,一方面,他具有深厚的文学艺术素养,对辞赋文学特征有较深刻认识。他主张辞赋必须是真情实感的流露,反对元病呻吟、不敢直谏、立意肤浅之作。他明辨辞赋二体特征：辞主忧伤怨慕,重在抒情,故缠绵悱恻;赋主欢愉颂美,重在铺陈,故巨丽宏博。另一方面,他评注辞赋,往往作经典解读。在辞赋的内容立意上,强调忠孝仁义之旨,带着极浓的理学色彩。因此,极大限制了他的文学艺术视野,表现出辞赋观的狭隘和局限。     

朱光潜美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方法论问题并未引起中国现代美学的普遍重视,朱光潜恰是极少数具有方法论自觉的现代美学家之一。朱光潜美学研究的方法论及其特征体现在四个方面:批判与综合的折衷方法、情感体验与科学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跨文化比较与中西融合的方法、艺术经验的对比阐释法。     

朱熹对疑孟的总结与回应

在孟子地位得到极大提升的两宋时期,司马光等人从各方面质疑孟子及其著作,余允文收集了他们的言论并为孟子作了一一合理、有力的辩护。在此基础上,朱熹点评了余允文的评论,直接回应司马光等人的质疑,澄清了学界对孟子的一些误读,为孟子地位的提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为治学者看待这场学术辩论提供了更全面的视角。     

朱熹德性之学的“和谐”指向

伦理思想研究中常从“品质”维度来诠释德性的价值,朱熹德性之学超越传统德性“品质”论,把德性价值指向为“和谐”。在德性生发上,朱熹认为“德性者,吾所受于天之正理”,德性表征为预定的“和谐”性;在德性内容上,朱熹以“生意”释“仁”德,德性内容具有和谐本质;在德性成就上,朱毒认为通过“理-分殊”和“格物穷理”可以达致“私欲净尽,天理流行”的和谐境界;在德性的践行上,朱毒以“明德者,…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和“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说,指出“仁”德施及万物才能“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和谐秩序才能建立,凸显了德性实践品性的和谐指向。     

理学方法和唐诗批评的美学趣味

诗学理论中的"性情"说,发展到宋代,受到理学的深刻影响.北宋的中后期开始,理学思想及方法对于诗歌理论和诗学方法的渗透,儒家传统诗教中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内涵,因理学的观念和概念的提出而扩充了.其中首先是对"发乎情志"的界定.此时的"情志",已经不是原先单纯的出于自然的诗人个人情感,而是所谓合乎"天理"的"自然",这样,诗人的自然之情便要受到某种制约,而不是像先前那样,是随意的流泻.这里藏伏下来的因素,日后便成为后代诗学方法中,强调"性情"与"法度"统一的先兆.诗学理论与实践中,所谓的"自然"与"法度",或者"性情"与"法度"的统一,在"理"和"道"的层面上,根本无法实施,而只能落实到具体的诗歌技巧如"平仄"的运用中去.理学范畴中的矛盾最后导致诗歌创作实践中摹拟措施的产生.严羽及<沧浪诗话>中的许多观点的形成,都与宋代理学观念与方法有联系,而并非仅仅是"以禅喻诗".甚至可以说,严羽只是对前期深受理学方法影响的唐诗观的一次专业性总结.     

北师大《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版本来源查访录

经过我们8个多月的查访,初步断定:北师大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以下简称师大本),整理者为收藏并校补己卯本的陶洙(心如)先生,师大本上的一些朱笔批语为周绍良先生补录.师大本的整理时间,通过两个参照点(即周汝昌先生1949至1952年间将甲戌本的录副本借给陶洙;另据周绍良先生回忆,陶洙1952或1953年时,将自己整理的庚辰本卖给了现在的中国书店)可以推断为1949至1953年之间.     

论朱镜我对二次大战的认识

朱镜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41年牺牲前,发表了若干有关对二次大战及相关问题认识的文章。他对二次大战的认识甚为精辟,而且很有预见性,显示了其职业革命家的远见和卓识。     

朱熹易学思想与诗歌关系考论

朱熹对其易学思想的诠释方法是多样的,其中诗歌就是一重要手段,因而,从诗歌的角度来探讨朱子易学是可行的。朱熹诗歌中包含着其大量的易学思想,而其易学思想对其诗歌又有重大影响。以诗彰显易理,以易理影响诗体,是朱子易学诠释和诗歌创作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