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音乐著述文化背景之探究

作为中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极有影响的学者,朱熹音乐著述值得重视.本文从宋代学术思潮的主流和音乐文化的转型入手,分析朱熹音乐著述与时代背景之间的互动关系,洞察形成其特点的深层次原因.     

朱熹与《石鼓书院记》

石鼓书院是中国历史上盛名天下的“四大书院”之一。宋代大儒朱熹对石鼓书院的发展有着突出贡献。他虽然没有亲临石鼓书院讲学,但他的《石鼓书院记》却让“石鼓有声于天下”。     

朱熹文学意象和义理阐发及其当代价值

理学家正心诚意的心性修养并非纯理性的认识活动,它可以伴随情感体验在吟咏诗文中体现出来。我们通过朱熹诗歌、散文中的文学意象及其阐发的义理,可以领会到它们的价值观感召力和道德影响力,这对推动当前的文化大发展、文化大繁荣、构建中华和谐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价值。     

朱熹与闽南多元宗教

闽南素称“佛国”,为多元宗教聚集之地。朱熹初仕任泉州同安县主簿,晚年出知漳州,与闽南多元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仕泉之前,朱熹所学杂驳,既受孔孟学说和二程理学的熏陶,又曾问禅学佛,访道焚修。同安任初,朱熹也曾沉浸于佛道。然而,通过从同安一县及泉州一郡透视整个南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现实,使其接受李侗之教而“逃禅归儒”。泉州之“胡贾建层楼”（伊斯兰教寺）事件为朱熹应对禅佛教、摩尼教的挑战提供了借鉴。朱熹对于摩尼教（明教）,仕泉偶涉,知漳则禁。总之,朱熹之于闽南多元宗教,兼融而不宽容。     

朱熹与狐仙传说的文化源头及伦理意蕴

朱熹与狐仙的传说,流布于闽北武夷山与赣南鹅湖、白鹿洞书院等地。然而,传说并非空穴来风,其引发之文化源头是朱熹于乾道三年（1167年）冬,由湘入赣之归闽途巾的“毛女洞”奇遇;其助推之文化源头是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提举浙东,因弹劾唐仲友发生文学史上所谓“岳霖判案,才妓作词”的哀艳故事。通过考订相关的记载,厘清传说与故事在历史过程中的文化源头与流变,阐释传说与戏曲故事的伦理意蕴。     

何为“格物”？为何“格物”？——从“格物说”看朱熹哲学生态观

“格物致知”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朱子哲学的特质。朱子“格物”之学,其物理层面的意义从属于生命之理,而生命之理是贯通物理的。把人放到生命的共同体的关照下去体认事物之理,是朱子“格物”之学的独特之处。由此生发的具有深层生态学意义的“格物说”,要求人们视万物（包括人类）为自然界生命有机的组成部分,通过求知物之“至理”即“仁理”,由客体回归主体,以达到主客内外之至善,从而实现仁者爱物,“无一物不被其泽”的普遍的生命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