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熙朝圣谕宣讲制度的地方实践——以广东连山县为例

以康熙朝李来章(1654-1721年)在广东连山县知县任内(1703-1709年在任)所积极推行圣谕宣讲制度的一系列所作所为为例,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探讨了康熙朝圣谕宣讲制度在地方的具体历史实践过程,弥补了学术界对圣谕宣讲制度的地方化实践研究的不足。李来章深入连山县猺排"亲身宣讲""圣谕十六条",并以之为治理连山县的准则而"躬身实践"的举动,说明至少在康熙朝圣谕宣讲并没有沦为一纸具文,而是得到了一些地方官的有力推行,并在教化当地民众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制举在唐代科举制中的地位探析

唐代科举制度包括常举和制举两部分。我们通常所谈论的科举仅仅指代常举,往往对制举这一科举制中的重要内容有所忽视。现世学者近些年虽然对制举已有不少的研究建树,但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本文试图从唐代统治者对制举的定位和引导、制举自身的特点和发展、士人的功名意识以及制举在唐代的影响程度四个角度,对制举在唐代科举制中的地位再作一些探讨分析。     

法制还是人治：中国古代社会律法与权威意志的共生与冲突

中国古代拥有完善的法律体系,但并不能就据此简单地认为古代中国是一个法制国家。谕旨作为君主的命令和意思表达,在中国具有最高的效力,它与律法一同在中国的社会和政治运行中发挥着影响。虽然谕旨可以是律法的补充和解释,然而在许多时候,它却对法律起着破坏性作用。律法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对权力是一种制约,但这种制约在政治权威面前是十分脆弱的。在君主专制体制下,人们将政治清明的理想寄托于个人,于是出现了“清官政治”的概念。作为地方政治权威典范的清官政治在古代中国社会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是值得探讨的。     

从1895－1898年的新政看晚清改革的若干趋势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1895－1898年，清政府进行了以“因时制宜”上谕所涉内容为核心的改革，这次改革既非“洋务运动”的简单延续，也不能看做是戊戌“百日维新”的序幕。由于清政府在“变法”问题上形成了某种共识，因而这次改革涉及许多方面，其达到的深度也是前所未见的，而且大部分得到或多或少的执行。也正因为如此，改革使清政府体制中一系列问题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无论对哪一派的改革而言，这些问题都是他们推进改革时必须解决的。     

关于梁武帝“舍道”与“事佛”

梁武帝入梁前后长期奉道 ,天监十六年“舍道” ;建梁以后 ,以儒学治国 ,同时“三教”并重 ,天监十二年起倾向佛教 ,十八年正式下诏“事佛”。这些看法是从史籍记载中考察所得 ,与大多数有关论著中的意见并不一致     

北宋熙丰、元裙役法与绍圣役法的比较研究

北宋绍圣时期,朝廷恢复但未完全照搬熙丰时期的免役法。在具体执行免役法的过程中,仍保留了北宋熙丰、元祜时期的一些好的做法。因此,对北宋绍圣役法,我们应该作一客观的评价。     

教学主体参与度研究

在参与性教学中，由于教师与学生所存在的多方面的差异，导致师生双方的教学参与度存在很大悬殊，不能达到参与性教学的基本要求。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学生主体的参与度。除了需要具备一系列的外部条件外，只有学生主体自身积极参与，才能实现真正的参与性教学。     

试析大清律中例的地位和作用

清代律例合编的法典编纂形式和“有例不用律”的明确规定，使得清例的法律地位大大提高、律的法律地位大为降低。律例合编一度协调了律例矛盾，例对于律的补充、修改、废止作用也曾适应了统治的需要。但是，由于例多为一人一事而设，为贪官污吏徇私枉法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导致吏治腐败，加速了清朝的灭亡。     

北宋元祐役法与熙丰役法的比较研究

北宋"元更化"时期,朝廷采取"差雇兼行"的役法措施,坚持了熙丰役法雇募衙前的做法,但对熙丰役法做了较大的变革,建置鼠尾都簿、减免免役钱和免役宽剩钱以及废除保正、保长代替耆长、户长服役的做法等,减轻了广大役户的负担。     

诗的求贤令——析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求贤心情

政令通常均以令、法规、公告等行政公文的形式公诸于世。曹操在颁发大量公文形式的《求贤今》的同时,还发表了一首诗的“求贤今”,那就是《短歌行·对酒当歌》。对于这首诗的赏析评论文章早已汗牛充栋、不胜枚举,然而从诗的求贤令、诗的政治宣言这一视角去进行完整的分析阐述似属另辟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