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柴册制度考

学界及辞书普遍释辽代柴册礼是辽代皇帝即位之仪。本文辨析了辽代的柴册礼仪的史实,指出该礼仪并非都是辽帝登基即行之仪,也是契丹王公贵族加封求吉之仪。     

《说文》"上讳字"段注斠补

《说文解字》因避“上讳”对“祜、莊(庄)、秀、炟、肇”五字未作解释，段玉裁作注时释义较为简单。在段氏对这五字的训释基础上，或补遗，或商榷，呈一己之见，就教于大方之家。     

唐代帝王在宫廷音乐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唐代宫廷音乐高度发展,繁荣的原因不仅有政治、经济上等诸多原因,在皇权高度统一和集中的帝王时代,封建帝王对礼乐制度的高度重视以及对音乐的喜爱都决定宫廷音乐发展的成败。文中对唐代初、中、晚期有代表性的几位帝王对宫廷音乐所做的贡献进行分析,围绕他们在宫廷音乐发展中的事迹展开论述,从宫廷音乐创建、繁荣以及走向衰落的全过程进一步说明唐代帝王在宫廷音乐发展中所起作用。     

保定：五帝时代的历史舞台

保定存在按特定顺序排列的太阳崇拜遗迹。古黄河的定期泛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催生了太阳崇拜的产生,使保定出现许多以天象命名的地名。以天象命名的古九州方位在保定及其周边区域,古冀州方位就在保定中部各县。这里是五帝的历史舞台,炎黄蚩尤三族的融合、古黄河的定期泛滥、尧舜的积极治理最终使一个空前发达的文明在这里产生。文明的广泛传播使这里成为中华各民族之源、文化之源、地名之源、古九州之源,保定也因此成为中华文明之源。     

鲁国君臣的书法——《春秋》书法探讨之一

《春秋》记鲁国君臣事,自有其法,与记他国事有明显不同。约合观之,有称谓有内外之别;记鲁事多有讳语;君臣聘会班次与用语多有讲究;征伐自败不书,他败则书等特点。     

李贺诗歌通感表现手法探析——以“讽刺帝王求仙”类为对象

从诗歌理论角度而言,通感是一种诗歌表现手法。历朝历代诗歌作品,都一定程度运用了通感创作手法。至中唐时李贺的"讽刺帝王求仙"类诗歌,完美运用通感手法为"讽刺"主题服务,其中以《瑶华乐》、《金铜仙人辞汉歌》、《秦王饮酒》、《拂舞歌辞》为代表,因运用通感手法浑融有道而具有超现实意味,蕴含了李贺诗歌创作的"无意识"。     

清朝皇帝与承德发展

很多人对于承德的一个现象一直存在质疑——在承德,随时都可见到清朝皇帝的画像、雕塑。纵使作为一座历史古城,这样的行为是否有些夸张？对于这个问题,承德人的回答是明确的——没有任何夸张。对此,四条基本原因将会围绕由清朝皇帝建造的避暑山庄展开阐述：山庄初建成时带来的政治文化繁荣;皇帝出逃时带来的文物宝藏;文化遗产创造的旅游经济;避暑山庄与承德的新发展。并最终推出清朝皇帝及其所建造的避暑山庄确实推动了承德的快速发展这一结论。     

瘟疫与谣言——以嘉道大疫为中心的探讨

清嘉道之际全国范围内爆发了严重的霍乱疫情。疫情来得突然,传播迅猛,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对普通百姓和社会上层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疫流行期间出现了瓜果有毒、鬼神司疫等数量众多的谣言,事实上,这些谣言是社会群体心理的一种反映,特别是民众对威胁的抵御性反应和缓解心理压力的需要。     

王树民先生五帝时代研究述评

两千余年来人们对于五帝的看法纷纭,歧义甚多。王树民先生晚年致力于五帝时代的研究,在五帝释义、尧舜禹禅让的历史真相考察、夏代三康考辨等诸多方面,独辟蹊径,取得了独树一帜的成就,给后来者以深刻的启迪。     

朱元璋与祥瑞——论封建帝王的忧患意识

研究了《明太祖宝训》,认为朱元璋对祥瑞的态度非常客观理性,不仅对获取政权后没有沾沾自喜,还流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将百姓的幸福视为真正的国之祥瑞,展现了一贯的民本情结;该书文中言词恳切,措辞强硬,虽可能经过润饰,但不太像一般儒臣的手笔,这大大增加了这些言论的可信度,至少表明了朱元璋本人的相对真实的思想和理念;对比后世明代帝王官修史书,《明太祖宝训》的忧患意识最为明晰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