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悖谬的独特省察——凌叔华小说创作新论

凌叔华用流观的方式观照女性和儿童，洞察历史的复杂性和悖谬处，把握历史本身、历史与人的复杂关系。以现代意识重铸古典艺术精神令其作逸出时代主潮成为有意味的独特存在。     

近代翻译小说中传统文化的渗透与选择——林纾《黑奴吁天录》“误译”再解析

考察林译小说研究状况,可以发现一个其他课题很少见到的现象:由于研究者学科身份和知识结构的不同,形成两种不同的学术取向和价值判断,呈现一道特异的"双向景观"。这种"双向景观",一方面形成一种学术互补,而从另一角度看,却又各自存在误区,而且在两个向度之间留下了不小的空白。其实,"双向景观"的两维,可能都对一个问题未引起充分的重视,这就是林译小说的特殊文化生态:体现了中西文化的双向"互动"与"渗透"。通过对林译小说的考察,不难发现:中国近代小说翻译最初以思想启蒙为动力,同时受社会传统文化的制约,为迎合当时接受者的阅读习惯和情趣,其中必然包含了大量改制创作成分。不过,国人在翻译外国小说的同时,对西方文学从隔膜走向了解,逐渐通过选择、引进、吸纳,革新了中国小说,进而萌育了现代翻译观念。     

“成长小说”的典型文本——评曹文轩长篇少年小说

从曹文轩的《根鸟》等几部长篇少年小说,可以看成是我国当代成长小说的典型文本。小说以少年的精神的动态成长为核心,以成长的视角为主视角,并精心设置了成长的引路人的角色,对少年的成长作了形象的阐释。曹文轩通过小说也对成长作出了独特的美的关怀。他的长篇小说可以被看作为中国当代出现的"成长小说"。     

流行小说中的亚文化对青少年阅读及写作的影响——以韩寒的《三重门》为例

近年来,随着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日益丰富,流行小说空前繁荣。流行小说在校园中更是广泛地流行,其中所表现的亚文化思潮必然会对青少年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论文以《三重门》为例,分析其文本中的批判性亚文化在学校管理、当今的许多出书现象、以及藏书现象的主要表现,并阐述其中的亚文化思潮对青少年阅读习惯及写作方面的影响。     

清末民初的接受环境与小说"翻译变形"之分析

翻译变形为一种非正常翻译手段,它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在晚清小说翻译中尤为突出。以往翻译研究大多从文本转换层面来对之做出界定,结果将之排除在翻译之外,而遭后世诟病。通过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路径,探究晚清翻译变形背后的文化成因,认为,接受语境和诗学观念造成了变形的外部压力和内部诱因,致使与翻译之正法背道而驰,但在当时的背景下又是合理的、可取的,对中国文化和文学演进的作用仍然是巨大的。     

论明清小说戏曲理论与佛教心性论的关系

明清小说戏曲理论具有丰富的佛教心性论内涵。明清小说戏曲思想家认为,艺术的虚构性出于创造之心,因而推重真实性情的书写,提出“写心”、“曲为心曲”等直切心源的学说,主张以平常心境进行审美活动。探讨明清小说戏曲理论与佛教心性论的关系,不能忽视贯穿其中的般若空观精神。     

“色”与“空”——明清艳情小说中的宗教观念和世俗生活伦理

明清艳情小说以扭曲的形态反映了欲望横流的时代风气,另一方面又以近似寓言的形式表达了对色和空的理解。混同三教的似是而非的出世,实际上体现了男性作者对欲望横流的世界的难以割舍。在启悟者缺位的情况下,本应为由色到空转换链务的因果报应成了男性中心的理念表达。对现世报应的强调,固然是现实责任的承担,但是缺少了因果轮回,男性纵欲的果报由女性承担,已从根本上背离了倡导众生平等的佛教观念和因果报应的主旨。     

白话公案小说中判官形象的发展和演变

从宋元话本到清代的白话公案小说,判官形象的发展和演变分为两个阶段：由宋元到明,判官形象由否定逐渐转向肯定;由边缘向中心靠近;由人上升为神。由明到晚清,判官形象由肯定逐渐转向否定;由中心向边缘外移;由神又下降为人。判官形象发生变化有社会环境、民众心理和创作主体这三个方面的原因。     

论废名小说的非严肃精神

废名小说中存在着“非严肃精神”。促成其非严肃精神的两个主要因素是“乱写”和“诙谐”。废名张扬非严肃精神之意义在于对小说所拥有的诸多艺术功能的恢复和拓展。     

论张爱玲的小说创作思想

张爱玲将自己学的目光投向了“软弱”和“不彻底”的凡人,关注他们被忽略和被压抑的人性的常态,更加贴近了历史化的主体及其精神世界。她对小说故事性的高度重视,摆脱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和启蒙话语强加在小说身上的重荷,体现了对小说这种体的充分尊重。她探讨了现代表现技巧和形式与传统通俗小说融通的可能性,并以其卓越的才华为“雅俗共赏”做了可贵且成功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