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唆犯

通过“教唆犯是教唆他人犯罪的人”这一概念 ,分析了教唆犯的两个成立要件以及在认定教唆犯上应该注意的问题 ,详细分析了未遂教唆和教唆未遂这两类不同性质的教唆犯     

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在东北地区的特务活动

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特务在东北地区的活动非常猖獗，他们搜集情报，策反我方干部群众，暗杀我方高级党政军人员，并配合国民党的军事行动，大肆进行反革命政治宣传。但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收到多大的效果，都没有也不可能挽救国民党的腐朽统治。     

浅谈中国花鸟画的煽情

中国花鸟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它浸透了深厚的人文精神,怡人性情,美化生活是它的终极目的,“借物言志”是它的表现手段,“递情”与“煽情”则是其创作目的和表现形式的和谐统一。     

论教唆犯罪的犯罪未遂

根据我国刑法理论之规定,教唆犯罪是隶属于共同犯罪的一个下位概念,因此,教唆犯罪是被作为共同犯罪来加以界定的。但实践中,并非所有的教唆犯罪都能构成共同犯罪。鉴于此,我们对教唆犯罪未遂形态的研究应建立在把教唆犯罪划分为独立教唆犯罪和共同教唆犯罪的基础之上,且由于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使得刑法典有关教唆未遂处罚原则之规定缺乏合理性,违反了刑法基本原则,也放纵了犯罪。文章以此为切入点,对教唆犯罪的未遂形态进行重新界定和阐释。     

共同犯罪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共同犯罪的形态复杂,犯罪形式多种多样,理论上存在着全面共犯与片面共犯两种形式,但由于实践中间接正犯存在的特殊性,往往容易与共同犯罪相互混淆,因此,文章首先通过对三者进行综合性比较来界定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其次分析了我国共同犯罪人分类标准的混乱,提出要借鉴西方国家的四分法,最后就教唆犯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提出了可行性的解决意见。     

论独立教唆犯

根据我国新修订的《刑法》第29条的规定，我国刑法理论上以被教唆是否犯了被教唆之罪为标准，将教唆犯划分为共犯教唆犯与独立教唆犯两类犯罪人，被教唆犯了被教唆之罪，即教唆与被教唆之间形成了共犯关系，此情况的教唆犯称之为共犯教唆犯；被教唆没有犯被教唆之罪，即教唆与被教唆之间没有形成共犯关系，教唆单独成罪，此情况的教5唆犯称之为独立教唆犯，对独立教唆犯，中外刑法理论上称之为“教唆未遂”，笔认为，此主张不科学，理由在于：从单独犯罪来看，虽然教唆未遂这种独立教唆犯的独立意义不能否认，但是，在共犯教唆犯中，当被教唆犯了被教唆之罪，教唆与被教唆之间具有了共犯关系时，教唆犯就不能独立存在了，即使被教唆得犯而未遂（此情况成立共同犯罪的犯罪未遂），这种共犯关系依然存在，教唆犯仍不能独立存在，它只能与被教唆构成共同犯罪，因此，我们应把共犯教唆犯中的未遂教唆形态即共犯中的犯罪未遂与独立存在的独立教唆犯区别开来，不能将二混为一谈，由于我国立法上在未区分教唆犯不同种类的情况下，将其作为共犯人的种类之一，在刑法总则“共同犯罪”一节中将其包括，这是导致上述理论将独立教唆犯与共犯教唆犯混为一谈的主要原因，基于完善我国教唆犯罪刑法立法的需要，本重点就独立教唆犯的概念，构成特征，处罚大批量民共犯教唆犯的异同以及立法完善措施作了深入地探讨。     

“革了文学的命”——论“革命文学”的艺术缺失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崛起的＂革命文学＂,有着强烈的政治功利性追求,文学的宣传性、煽动性得到了充分肯定与极度张扬,艺术审美性则遭到了空前的集体性忽视。大多数＂革命文学＂作品因对政治观念的简单图解而沦为粗陋不堪的标语口号;艺术性的缺失更使人觉得＂革命文学＂实乃＂革了文学的命＂。     

陷害教唆行为的定性研究

“陷害教唆”是指行为人出于陷害他人的动机,教唆他人犯罪,在被教唆的人实施犯罪之时或之后报案,将其抓获的一种犯罪行为。在陷害教唆的情况下,陷害是推动行为人教唆他人犯罪的内心起因,但这种犯罪动机并不能否认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教唆故意,也不能否认陷害教唆犯与被教唆的人之间的犯意联系。因此,陷害教唆犯具有教唆他人犯罪的故意,实施了教唆他人犯罪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构成教唆犯,应按教唆的罪定罪。     

论教唆未遂的成立范围——兼评我国刑法第29条第2款

教唆犯是我国刑法规定的共同犯罪的一种,然而刑法对教唆犯在教唆未遂情况下的规定却不甚合理,由此造成了理论上的很大分歧。本文从理论上论证了被教唆者未实施被教唆之罪在法律上不应处罚的理由,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刑法第29条的立法建议。     

论教唆未遂之犯罪形态——刑法第29条第2款的检讨与完善

教唆未遂涉及到教唆犯和未遂犯两个刑法理论上有争议的问题。我国刑法学界一般认为刑法第29条第1款所规定的教唆犯存在未遂形态,而对第2款所规定的教唆犯属于何种犯罪形态则存有争议。本文拟就教唆未遂的犯罪形态略陈管见,探讨“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的含义,指出刑法第29条第2款所存在的缺陷并对该款提出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