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儒家化新论

“法律儒家化”是中国法制史上的基本观点,但对此观点需要全面地认识和辩证地分析,不能绝对化和片面化。从魏晋至隋唐儒学发展的态势、法律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形和法律儒家化的特殊机理三个方面对法律儒家化重新予以解释和剖析,可以看出,法律儒家化的观点虽然从总体上能够成立,但不宜以绝对化、片面化的态度视之,而要深入认识我国古代法律发展过程的复杂性。     

韩非子学说的特质

面对争利为主、吞并天下的战国时代,韩非子采取现实主义态度,认为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如何迅速强大并取得战争的胜利。于是在相对实用主义价值观的推动下,韩非子提出了具有准军国主义色彩的富国强兵方案。这套方案貌似粗俗与极端,但韩非子的“道理论”为这套方案提供了深刻的根据,从而使得韩非子思想与策略体系显示出较大合理性的特征。     

《孙子兵法》与法家文化

春秋末年,社会各个层面的动荡,战争活动的频繁,促使战争活动中的功利理性觉醒,"非利不动"的利益至上观是《孙子兵法》与法家文化的趋同之处。孙子将"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视为战略决策的基点,将"利"视作最高准则的同时,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理念。法家文化之言利,以利害衡量君臣关系,以法为本,通过法术势的结合,巩固君主权势,驾驭臣下。因此法家文化将理性的战争观、治军观念、军事经济理论等推向功利主义伦理的极致。     

论秦汉政治文化整合过程中法家思想的变异

在秦汉政治文化整合过程中,法家思想大都得以落实。然而,在此过程中,法家思想发生了变异,集中体现在法家真精神的遗失。法家法的精义、变革现实的精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贵公抑私精神及法、术、势结合的理论体系等发生了变异,这些变异使得法家后来成为封建专制政治的帮凶。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需要剥离和清除这些消极的东西,以为我们的社会确定一个良好的文化基础。     

略论先秦儒法功利思想的不同及其相关影响

儒家的功利思想趋向于价值性和伦理性,偏重于道德教化;法家的功利思想趋向于工具性和实用性,偏重于实践.由于儒家与法家的功利思想的趋向性与偏重不同,两家在功利思想的角度、内容以及求取功利的方式等方面也有很大的不同.     

西汉法家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及其失败原因

西汉法家在儒术得到独尊、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情况下,并不甘心处于非主流的位置,而是千方百计地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他们批评儒家思想对安国尊君毫无用处,批评儒家没有执政能力和儒者人品低下,宣扬法治的必要,称颂先秦法家人物。但法家最终还是失败了,究其原因,一是法家只讲功利,不讲情义;二是强调"富国"而主张"弱民";三是与众为敌,不能形成统一战线。     

嬴政青睐《韩非子·孤愤》和《五蠹》的原因--兼论秦始皇对法家思想的接受

文章探讨了秦王嬴政所见韩非文章究竟是司马迁《史记》所记《孤愤》和《五蠹》,还是刘勰《文心雕龙》所说《储说》系列,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嬴政对《韩非子》产生强烈共鸣的原因,即秦国政坛浓郁的法家氛围、嬴政在性格上与法家人物的契合、嬴政继承君位后所面临的紧迫局面,揭示了嬴政接受法家思想的原因及法家思想对嬴政的影响。     

瞻前顾后上下求索——屈原思想的独特性辨析

屈原的政治思想与战国诸家思想在表现的片段性上有类似之处,因此,很多人把他归入某家.通过对屈原的思想与战国儒家、法家、道家思想的比较辨析来看,屈原有着独特的思想体系,就是一切都从如何使楚国富强、人民安生进而统一天下出发.     

略论法家、儒家对合法性的诉求

在春秋战国 ,产生了对后世中国影响巨大的两个学派 :法家与儒家。他们各自主张一套关于国家治理的理论和制度安排 ,法家主张“一法” ,而儒家的思想则在于“仁爱” ,在于道德劝善。带有更多温和色彩的儒家 ,在西汉时开始出现某些法家化的变化 ,在统治上 ,儒、法两家互参 ,儒家学者在治道上的表现和论述使得儒家取得独尊地位     

论先秦军礼与儒法思想的形成

先秦军礼作为礼乐文明的重要内容,不仅反映了夏商周三代早期国家文明演进的特色,同时对儒法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解决时代战乱的问题中,儒家主要继承了西周军礼的政治意义和道德特色;法家则将军礼中的军事秩序原理引入国家法度,发展了内刑外兵的法治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