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新儒学的产生

现代新儒学的产生有着多层面的复杂原因：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构成中国近现代新儒学的事实前提和逻辑原点，而西方近代文化的危机则是新儒学产生的个别性和直接性根源；现代新儒学的产生也离不开它的“宿敌”——文化激进主义的刺激；现代新儒学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一员还与中国近现代的其他文化保守主义有着理论上的渊源关系。     

古书院与程颢

在晋城市区北部,有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村庄,名叫古书院。这里是940年前,北宋大理学家程颢在晋城当县令、办书院渐渐形成的村落。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程颢调任泽州晋城县令,在晋城县四年,很有作为。刚满40岁的他退出仕途,与兄弟程颐专心研究理学,奠定了理学基础。     

浅析“以意逆志”论内涵的演变

孟子的"以意逆志"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影响深远,它具有自觉的理论意识,实际上就是将"意"和"志"融为一体的理解和阐释。由于各个时期占主导的文化、思想不同,必然给"以意逆志"的发展限定不同的方向。     

论朱伯崑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观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

文章属于中国哲学史学史的探讨。首先介绍了朱伯崑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工作与成果,其次介绍和分析了朱先生50年代以来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的反思和他的哲学史观,最后阐述了朱先生易学哲学研究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意义。文章也提供了一些从中国哲学史学史的角度来看较为重要的史料。     

一种考察清代哲学的新视角--清初朱子学的理论价值及历史意义

如何全面而准确地评价清代学术,历来各家说法多不一致。本文认为,清代初期,思想学术的主流是复兴的程朱理学,这种复兴的程朱理学被称为“清初朱子学”,清初朱子学在理论的致思方向、学术的侧重面、思想的方法等都与传统理学有了很大的不同。因此,它是理学在清初的新生形态。它从朱子的格致之学中引出“经世致用”之学,从阳明的“良知”之学中引出“实践”(切实践履)之学,再把二者有机融合．构筑一种“事理”之学即经世理学。它在清初那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对促进民族的融合、维护社会的稳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周敦颐与北宋蜀地学者的交往——附周敦颐佚诗三首

周敦颐在北宋中期入蜀为合州判官,与一批蜀地学者交游往来。这些学者包括其同事和属僚、当地和附近的部分士子,及其姻亲共三类。周氏与他们之间的交流和讲论,丰富了当时蜀学的内涵,也成为后来四川乃至全国理学发展的重要因素。文末附周敦颐佚诗三首,或有助于相关的研究。     

宋明理学的秩序重建向度及其内在理路阐析

作为一种切于时需的兼具思辩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价值哲学,宋明理学的主旨并非对天道、性命进行纯粹的抽象思辩,而是为现实政治秩序重建进行哲学奠基.在天理本体秩序的范导下,理学家的政治秩序呈现为刚性秩序与柔性秩序的统一.立足于心性论,理学家为政治秩序建构开掘出深沉的人性根基和相应的价值向度.在实现方式上,他们希望通过君以行道或士以行道的方式建构出和谐稳定、天理流行的世界.就内在理路讲,理学家将政治秩序建构的逻辑起点归结为人,但随着人的道德理性对人的知性与感性的压制,人终蜕变为道德化的抽象存在,秩序建构之有生命性的逻辑根基丧失了,理学家的政治秩序势必走向僵化.依此秩序建构之理路,晚明心学高扬人的感性欲求,现代新儒家努力开显人的知性之维,绝非历史的偶然.     

牟宗三与殷海光——兼论当代新儒家与自由主义（下）

牟宗三与殷海光之间的断交是中国当代学术史上的一桩重大公案,直接引发了中国当代自由主义者与新儒家之间的大论战,关联到众多学术人物与学派,尤其是与中国当代思想史以及现实社会的历史进程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文章以大量翔实史料为基础,对这桩学术公案以及相关的历史人物进行了深入地考察与论述,回顾与反省了中国当代两大学派：自由主义与新儒家之间在思想上从交往互动到对立、冲突与论战,再到对立、冲突消解而趋于一致的历史和前景;指出：“‘一个继承五四自由主义传统,而不受五四反传统思想所囿的新时代的到临。’是当代新儒家与自由主义者的共同期盼。”     

夏东岩理学思想引论

夏东岩晚年方有意于学问。其一禀吴与弼（康斋）、娄谅（一斋）崇仁学正统思想体系,坚持朱子理学规范,反对阳明心学,尝试矫正阳明心学之弊,使明代儒学向实用理学回归。但由于他所坚持的朱子学是被吴康斋、娄一斋心学化、主观化的理学,故其思想处处显示出陆王心学色彩,被后人认定为“禅学”。这显然是他竭力要避免的。本文深入夏东岩遗著,试图探明其思想本色,明确其明代思想史地位。     

21世纪初(2000-2013)大陆地区元代理学研究综述与展望

21世纪初大陆地区元代理学研究延续了上个世纪的研究趋势,总体研究和个案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元代理学的研究,不仅推动了理学史研究的进步,而且对元代历史、社会、文学等方面研究也有重大作用。但其中的薄弱环节也为今后的研究留下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