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与图书馆员角色的重新定位

本文回顾了社会变迁的历程，概括了图书馆员角色变换的规律，阐明了新世纪馆员角色的重新定位，指明了当代馆员的使命。     

拆迁纠纷中“自杀维权”的法社会学解读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且利益冲突多发,特别是发生在拆迁活动中的纠纷,因拆迁纠纷利益对立化及解决机制不健全,导致被拆迁者的合理利益诉求表达不畅,权利维护保障乏力,利益追求得不到满足,法律文本的理想表达与拆迁实际的现实冲突更加激化了矛盾,为了维权,时常酿成社会悲剧。本文通过近期三个典型＂自杀维权＂的事件考察,从法社会学研究视角,解读社会转型期拆迁纠纷中的公民维权现况,并予以理论反思。     

中国经济空间格局演变及其CO2排放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由东部率先发展到区域协调发展的区域战略调整,中国经济空间格局发生较大改变.探究CO2排放量对经济空间格局演变的响应,对中国尽早实现CO2排放达峰目标、确保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刻画1985-2017年中国经济空间格局演变特征的基础上,基于LMDI因素分解方法分析了中国CO2排放的驱动因素...     

集群企业迁移理论述评——兼对区域政府“腾笼换鸟”政策的反思

 随着集群企业,特别是高品质集群企业,外迁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集群企业迁移的内在机理。已有研究放松了集聚效应的潜在假设,提出了集群企业迁移理论,认为区域层面的资源有限性和企业层面的异质性决定了集群企业的迁移动因与去向。在区域层面,资源禀赋有限性带来的拥挤成本,以及知识积累路径依赖所带来的知识本地锁定风险,驱动集群企业迁移。在企业层面,集群企业的异质性决定了集聚效应的非对称分布和竞争效应,从而驱动集群企业的迁移。基于以上认识进而对区域政府引导产业集群升级的“腾笼换鸟”政策提出了建议,并指出了未来研究的四个重要方向。     

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收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陕南三市1680份农户数据

在2020年农村绝对贫困问题全面消除、相对贫困问题成为未来扶贫工作重心的现实背景下,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的头号工程,其对农户收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亟待研究。本文采用2017年陕南3市1680份农户调研数据,在考虑样本选择偏差的基础上,使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和Field分解法,探究了参与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收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表明：①基于反事实假设,未搬迁农户如果参与易地扶贫搬迁,其家庭总收入将增长2.56%。即易地扶贫搬迁有效提高了农户家庭总收入,且收入增长呈现明显的非农驱动特征。②参与易地扶贫搬迁对降低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为1.56%,其中低收入群体生计策略非农转型程度更高、收入增长幅度更大。③相比于扩大农业收入差距,参与易地扶贫搬迁对缩小非农收入差距的贡献更大,是降低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主要作用路径。未来需结合新时代背景继续推进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将盘活迁出地的土地资源和稳就业作为搬迁后续工作的核心。     

信息社会对师生关系的影响及教师角色的正确定位

信息社会的飞速发展影响到师生关系,使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在教学中赢得主动,教师应该学会正确定位:学生学习方式的变化要求教师成为学生学习的指导者,学生思维方式的变化要求教师发展自己的创造性教学能力,学生生活方式的变化要求教师引导学生积极参与人际交往,学生价值取向多元化的趋势要求建立民主、平等、合作的新型师生关系。尽管如此,教师的地位仍是不可替代的。     

高校疏解对郊区小城镇城镇化的影响研究 ——以北京城市学院疏解到顺义区杨镇为例

以小城镇为依托,通过引进高校来促进当地城镇化发展成为了很多地方政府解决小城镇发展问题的重要抓手。高校疏解到小城镇能有力推动小城镇的城镇化发展。本文首先对高校疏解的原因和特点、郊区小城镇城镇化特点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以北京城市学院疏解到北京市顺义区杨镇为例,深入分析了高校疏解对迁入地郊区小城镇城镇化的影响。     

定性与治理：违章建筑在拆迁中补偿问题研究

拆迁被称为当今“天下第一难事”,其中违章建筑的拆迁补偿问题尤为复杂,理论界和实务界分歧很大。大多数学者对于违章建筑的定性,一定程度上将原本属于两个层面的问题混淆,导致对违章建筑定性的模糊不清。对于违章建筑的补偿不应采取“一刀切”予以全部否定,应对违章建筑的定义、财产性质及权属进行详细分析、甄别,在市场比较法、收益法的基础上构建新型的租金定价模式。     

关于加强高校周转房管理的思考

从湖南农业大学周转房管理的实践出发,客观分析了部分高校周转房管理工作的现状与问题,就如何加强周转房管理,结合工作实践提出了具体措施。     

城市房屋拆迁中政府的责任及公平补偿问题探析

现行拆迁制度中存在着公共利益被侵占、政府角色定位不明确导致行使权力逃避责任、补偿的原则模糊等根本性的缺陷，使得对被拆迁人的保护很多时候流于形式，公民的权利遭到严重侵犯。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正确界定公共利益，确定充分完全的补偿原则，切实加强司法在拆迁过程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