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学的"混沌化"与"科学化"

语文课程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培养语感。本文以语感为切入点,简略回顾了语文单独设科以来的语文教学实践历程,区分了“混沌化”和“科学化”这两种观念和做法,并指出语感培养应依靠语文教学的“混沌化”,而非“科学化”。     

论宋代尚祥之风

宋时上自皇帝,下至普通百姓普遍崇尚祥瑞,这种风气的形成有着特殊的社会根源.尚祥之风对宋时政治、经济、社会乃至军事都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其中,"天书事件"将对祥瑞的崇奉推向了顶峰.近年来,宋史研究取得了较丰富的成果,但在宋代神秘文化方面的研究一直较为薄弱,除少数几个学者在宋代巫术、占卜方面有所论述外,其他内容少有涉猎.     

董仲舒神学化自然观的逻辑进程

儒学到了西汉时期发生了重要的转折,其显著的标志就是董仲舒把当时社会上普遍流行的“自然主义”思想与儒家“人本主义”精神结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神学化自然观。这种自然观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时代性,也有某种逻辑上的必然性。它根源于人们对自然界“同类相动”的普遍认识,经董仲舒“天人同类”的证明,必然形成“天人感应”的认识。     

董仲舒天人感应论述评

天人感应论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是由董仲舒在前人学说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这套学说的基本内涵包括十端说、人副天数说和祥瑞灾异说，其精神实质是“言天道而归于人道”，即通过祥瑞灾异说，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和历史观。     

论董子之阴阳出入

阴阳理论在董学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董子对阴阳的性质、运行的方式、运行的路径,以及阴阳在行进过程中的数量和比例的变化及其在气候的变化等方面都做了详细的分析说明。从其论述看,其阴阳理论在内容上、形式上都充分吸收和利用了当时天文学和气候学的有关知识,具有朴素的科学性。在论证方法上采用了当时汉代社会普遍流行的简单类比的方式和天人感应的形式,虽然带有一定的神秘性,但似乎更多地表现了当时农业社会条件下靠天吃饭的人们的一种“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     

用智慧和心灵去开拓修辞的美--钱钟书与朱自清比喻艺术之比较

钱钟书与朱自清都是运用修辞艺术的高手,普通的比喻艺术在他们的笔下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美感,然而他们的比喻风格各有千秋.钱钟书的比喻机智、巧妙、幽默、风趣,富有哲理性,是一种智慧与哲思的语言.朱自清的比喻形象、贴切,联想丰富,新颖别致,是作者敏感的心灵与大自然的和谐与共鸣.     

独生子女时代对双胞胎运动员培养的可行性研究

科学、合理的选材和训练是运动员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独生子女时代的到来,运动员的选材和训练逐渐成为棘手的问题,通过分析双胞胎在各类大赛中所取得的成绩、双胞胎的特殊成长环境和双胞胎的＂心灵感应＂等方面探讨双胞胎运动员培养的可行性。     

"王权至上"与儒家教化

“王权至上”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总框架。“王权至上”之历史现象的形成与儒家“天人感应”理论和宗法观念对国人精神生活的教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儒家教化的长期渗透影响下，“王权至上”成为人们不假思索而接受的“理所当然”的信条。人们毫不吝啬地把社会性的精神权威“道”与“圣”虔诚地奉献给了“天”的代表——至高无上的君王。人们的宗教情结寄托在世俗君王的身上。世俗的君王成了人们信奉的最大教主。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中国的宗教神权始终是依附、屈从于世俗王权的，既不可能与王权分庭抗礼，更不可能凌驾于王权之上。佛教和道教在中国的兴衰轨迹，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感通之德与游艺精神——唐君毅对中国游艺精神的新解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游艺精神由来已久,以孔子、庄子为代表的游艺精神强调的是游艺主体的心之游,唐君毅在继承先贤的基础上,从其心本体论出发,认为游艺精神是心物交融为核心的物我感通.他从感通之心、感通之物(艺术)以及心物交融三个方面对游艺精神进行阐释,既体现了对传统游艺精神的承继又呈现了其个人的新解和对时代精神的融入.     

董仲舒人性论探微

董仲舒的人性论有其内在的理论结构,他的人性论是在天人感应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并渗透到社会政治、教育等各个方面,他的“性三品”“性情说”等人性论思想无疑在儒学历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其人性论不单单是一种思想,更是在汉代大一统背景下为政治而服务的理论工具,是儒家思想重新被重视成为正统思想的主要理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