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艺术"与"为政治"——论郭沫若文学创作主张的矛盾

郭沫若在文学创作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性。诗集《女神》和抗战六部历史剧是他文学创作上的两个高峰,而解放后所写的作品却无人喝彩。这种不平衡现象的出现,是其“为艺术”与“为政治”矛盾主张在郭沫若身上的具体体现。探讨此矛盾现象,有利于客观分析郭沫若的作品和更好地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     

主体思维与学科壁垒——再谈郭沫若研究中的时空关系

新世纪的郭沫若研究最迫切的课题是打通＂学科墙＂,把分割在各个学科领域内＂不同＂的郭沫若还原为一个统一的郭沫若。其中,思维方式是一条可以贯穿郭沫若整体的红线,思维方式的相通是理解的真正基础。在郭沫若的学术研究中,首先是研究者的思维方式陷入了循环论的＂怪圈＂,另外,从郭沫若早期的文学思维看其后来的史学研究,可以发现郭沫若独特的学术＂天赋＂,并在其前期思维方式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郭沫若学术领域内的＂对称＂思维。这使得郭沫若的古文字研究和对古文字学的学科系统的建立都有着超越性的巨大成就。     

郭沫若:现代中国书法文化的创造者

郭沫若是现代中国书法文化的杰出创造者之一,在“20世纪中国作家、学者与书法文化”的课题研究视野中,当是一个典型的个案。他的书法、书论及书法文化活动,都是其文化创造行为的具体体现,并构成“沫若文化”现象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新诗及历史剧甚至在治学方面,郭沫若均曾出现了“江淹现象”,但他后期在现代书法文化追求和创造上却有着长足进展,并与其旧体诗词、联语的创作交相辉映。在“新国学”视野下整合学术文化并重估旧体文艺的价值与地位,确有重估郭沫若的必要。     

浅谈郭沫若与徐志摩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诗歌特色

郭沫若与徐志摩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新诗创作中浪漫主义的典型代表,文章从他们创作的承继与连贯,对新诗创作的影响以及他们诗歌创作的异同等方面进行了分析,通过对郭沫若与徐志摩诗歌创作特色的比较展示了浪漫主义在中国新诗的发展以及诗人对新诗繁荣的影响与推动。     

惠特曼与郭沫若诗歌公共性比较

惠特曼和郭沫若在对民族题材的运用和诗歌形式创新中完成诗歌“个体自我”向“民族自我”（“国家自我”）的转化,升华为一种“普遍自我”。惠特曼以美国作为投射对象,以第一人称“我”热情讴歌美国精神,在诗歌中完成自我身份构建。郭沫若诗歌应和“五四”的时代精神,高扬人的个体性,坚持对现实压迫的反抗,对祖国的热爱,把“五四”个性主义的时代精神在作品里成功地反映出来,由此给郭沫若的新诗带来了奔腾豪纵的情趣美。     

论郭沫若新诗创作的得失及成因

郭沫若是我国新诗的奠基者,其新诗流变分为五四时期、20年代后期、抗战至全国解放以后三个阶段。他的新诗艺术水平每况愈下的原因有三：一是惠特曼雄浑粗犷的豪放诗风的深刻影响;二是严重混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三是自我独立意志的失落。以上三方面就形成了郭沫若新诗创作虎头蛇尾的尴尬结局。     

郭沫若浪漫诗学的现代性批判

郭沫若独特的生存遭际、文化境遇以及他富有强烈个性色彩的创作实践等,决定了郭沫若诗学的核心是以现代性价值为主轴的浪漫性。其浪漫诗学的现代性价值主要由三个层面构成：崇尚主体自发生命冲动的高峰极端体验;受现实逆境压抑而通过潜意识的愿望投射和自我向外扩张,来宣泄、抒发、寄托内心的自由企盼;追求个人内在情感的本真流露。     

郭沫若早期理想人格及其内在欠缺

郭沫若在诗论的基础上提出对现代人格建设的构想。他在《三叶集》中对理想人格做了初步描述，并展现于《女神》中。但是这种理想人格无论是在诗论中还是在作品中都有肤泛之嫌。而根深蒂固的传统化的影响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内在原因。     

郭沫若与李劼人：四川现代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

本拟通过对于郭沫若和李劼人的比较研究来探寻学史编撰上的缺失，并确立李劼人在中国现代学史上应有的定位。     

现实的·历史的·哲学的——论《虎符》的三重意蕴及其内在统一

<虎符>的思想意蕴,有现实的广度,历史的深度,哲学的高度;既是一篇讽喻现实的檄文,又是一曲先驱者的颂歌,更是一曲生命的诗意赞歌.这三重意蕴内在统一.水乳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