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冈方言的后加成分"着"

在黄冈方言中,“着”可附在时间词或动词短语之后,构成具有动词性的“着”字结构,相当于“等到……以后再……”或“等到……再说”。成都方言“哆”字结构与黄冈方言“着”字结构性质相同,二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哆”、“着”都不是“再说”衍生出来的;关于“着”的来源,杨永龙（2002）所说较为可信。     

徐复祚的戏曲理论及其在创作中的体现

徐复祚的戏曲理论属于曲学体系。他继承与发展了前人对戏曲创作要求的本色理论 ,在品评作家作品的过程与本身的创作实践中明确了对于戏曲创作的本色当行的要求 ,将本色理论提升到一个相当高的程度。其次 ,徐复祚十分强调戏曲创作的音律 ,特别是曲韵。作为传奇作家 ,他在用韵方面属于“《中原音韵》派”,但又并非一味死守《中原音韵》,体现了文艺创作过程中形式服从于内容的客观要求。另外 ,徐复祚的戏曲理论还涉及到了叙事理论即文论的探讨 ,从叙事文学的角度来阐发戏剧故事 ,注意到了戏剧的虚实问题。     

论况周颐对王鹏运“重拙大”词学观的改造

王鹏运的“重拙大”词学观有浓厚常州词派诗教气息 ,况周颐改造了王氏的“重拙大”。王氏的“重”指凝重沈著 ,强调气格 ,况氏变凝重沈著为厚重致密 ,坚持了词的阴柔特点。王氏的“拙”指一种自然流露的表现手法 ,又有两个层次 ,从师法自然到妙造自然 ,这为况氏所接受。王氏的“大”指比兴寄托 ,要求寄托邦国大事 ,而不顾及词的抒写个人情感的特点 ,况氏变寄托邦国大事为寄托个人情感与性灵 ,使得寄托说由言志趋向缘情。况氏改造过的“重拙大”可以用来总结传统词学。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捉”的动/介过渡状态

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捉"处于"捉+O<,1>+V+O<,2>"及其变式结构中时,"捉+O<,1>"结构既可以理解为是后面动词的先行动作,也可以理解为是后面动词的伴随状态、方式或凭借."捉"的语义虚化,动词性特征逐渐消失,句子的表述重心后移,但还没有完全虚化为介词,处于一种由动词向介词过渡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