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巴建交六十年:双边关系回顾与思考

自1951年中国与巴基斯坦建立外交关系以来,至2011年,双边关系迎来了60周年。回顾过去跨世纪的60年,中巴关系在几个发展阶段都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无论双方国内政治格局如何变动,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和巴基斯坦都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将"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的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不断推向更高的阶段,最终形成"全天候"和"全方位"的战略合作关系,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典范,也成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与安全的重要力量。60年的中巴交往积累了丰富的弥足珍贵的经验,可以概括为:以"和谐世界"、"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为出发点,互相尊重,平等相待,高度信任;从全球化角度来审视和处理两国关系是中巴能够"以不变应万变"、长期保持"全天候"和"全方位"战略合作的最佳视域;以维护对方国家核心利益为基轴,在事关领土完整、民族安全等重大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持;与时俱进,扩大互利共赢的双边经贸合作是巩固和拓展两国"特殊关系"的基石;频繁的高端互访和各领域、各层次友好往来是中巴关系长盛不衰、保持活力的根本源泉。事实上,这种非同一般的关系已经远远超越双边和地区范畴,对全世界都有借鉴意义。     

华盛顿会议期间的国民外交运动述评

华盛顿会议前后,民众通过组织国民外交团体、联合派遣国民外交代表等形式,表达自身在外交活动中的意愿和诉求,使国民外交运动在独立自主、联合发展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华盛顿会议后期,民众外交上的诉求未得到满足,国民外交运动由外转内,斗争目标指向北京政府。这种转变,推动了国内政局的变化,也导致了国民外交运动的分裂。     

天赋与才能的辩证思考

天赋对才能的有利或不利,是有限的、可变的、非决定性的,而勤奋努力对才能的作用则是巨大的、稳定的、决定性的。天赋优异并不能代替勤奋,而勤奋却可以弥补天赋不足。所谓“上智与下愚不移”,乃是无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形而上学观点,两者不仅可移,而且能够互相转化,“移”和“转化”的最有力的杠杆,就是勤奋。     

1860年汕头开埠始末考略

该文根据国家权威档案文献,论述1860年汕头开埠始末的曲折过程;指出,汕头开埠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屈辱妥协外交路线的产物,是中华民族的屈辱史,是粤东门户被迫＂开放＂史,也是潮汕历史大走向的重要转折点。今人应以胡乔木《国史事典》的题词＂在沉重的历史中,汲取奋进的力量＂为警示,＂知耻近于勇＂,爆发奋进之力,建设美好家园。     

从人类学视野看明代封贡体系:关于礼物的分析

礼物的交换在明代封贡体系中所具有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对它的探讨为我们提供了观察这一体系的新视角。文章通过对明代封贡体系中明王朝与藩属国之间的礼物流动、交换的分析发现，这里的礼物同时兼具象征性(表达性)、工具性的意义；且这两种意义相对于封贡双方来说具有非对等性，这是由双方不同的策略与目标所决定的。从精神层面上讲．礼物交换过程体现着儒家文化精神和内涵。     

论毛泽东外交战略的形成及其特征

毛泽东的外交战略大体分为三个时期：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其战略思想可以概述为“一边倒理论时期，两个中间地带理论时期，一条线、一大片理论时期”。毛泽东外交战略的三个基本特征是：(1)制定外交战略的前提或对时代特征的总的判断是：战争与革命是时代的主题；(2)制定外交战略的原则和支撑点是独立自主；(3)贯穿于毛泽东整个外交战略中的主题是：维护国家的安全，捍卫民族的尊严。毛泽东的外交战略为新中国赢得了安全和独立，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但是也有不足之处：过于注重国家安全问题，而忽略了国家的发展问题。     

论郭嵩焘的外交思想

郭嵩焘在充分了解“国情”和“夷情”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和为主”的外交思想,认为中国应循理外交,对外交往要知己知彼,要通其情,达其理,知其法。这是中国理性外交的发端,不仅促发人们传统外交思想的转变,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起了奠基和启蒙作用,而且对加速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     

中国的经济外交

本文对经济外交的定义做了探讨，指出当前开展经济外交的重要性。阐述了50年代至今4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我国经济外交实践，说明经济与外交二者之问良性互动的关系。还从我国经济外交实践中看经济外交的艺术所在，以探讨实现现阶段外交目标的方式和途径。     

论王稼祥对我国和平自主外交思想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王稼祥长期从事我国的外交工作.在广泛的外交实践中形成了他丰富的外交思想.主要有独立自主;"是一家人,又不是一家人"的党际外交原则;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为了争取建设社会主义的国际和平环境就必须支持和平运动、民族独立运动;制止世界战争、核战争、支持全面彻底的裁军等.对我国和平自主的外交思想做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