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官僚制的人文救治

本文以理性官僚制为分析对象，阐述了理性官僚制产生的前提条件、存在方式及其主要特征，揭示了理性官僚制的固有悖论，并提出了在行政环境飞速变化的现代社会，对理性官僚制进行救治的相应措施。     

法律维度下的汉冶萍公司兴衰检视

汉冶萍公司是近代中国洋务运动的产物,曾被誉为亚洲第一雄厂,代表着一代精英实业救国的梦想。但时值国家民智未开,国民严重缺乏理性的财产权观念,再加上其深处封建生产关系的泥沼,本身又得不到来自宪法授权的国家权力的强有力保护,因而在历次对外贸易中饱受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盘剥与压榨,继而走向衰亡。用法律的理性思维来检视汉冶萍公司的兴衰过程,可折射出一幅近代中国身处逆境仍挣扎图强的图景,同时也为今天中国的法治建设提供了若干启示。     

寻找公共行政的价值

公共行政价值研究既是公共行政伦理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公共行政实践的现实需要。对公共行政价值的研究基于以下两个前提:思想基础和理论前提——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消解;实践背景——对官僚制工具理性的超越,而运用伦理学方法构建以公共行政正义为核心的公共行政价值体系是公共行政价值研究不容忽视的路径与方法。     

我国近现代大学行政化管理模式的历史探索

中国近代大学是中国社会近代化过程的起点,它的产生被赋予了过高的政治性目的,从而掩盖了大学本来应该具有的学术性目的。因此,中国近现代大学自产生之日起,就有很浓厚的行政化管理色彩。本文主要对我国近现代大学的行政化管理色彩的源头进行了梳理,并结合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讨论大学的行政化管理模式是否已经成为一种必然。     

汉代国家统治机构中的“司马”

作为武官的司马,广泛存在于汉代官制的诸多系统中,数量十分惊人。它们属于汉代官僚系统的中下级官吏,是帝国统治秩序得以维持的骨干力量。通观两汉历史,司马职官一直都有设置,有着自己的命名规则、广泛的职权、不同的秩级和众多属官,这些复杂的情况正说明了司马职官在汉代国家统治机构中的地位。自西汉到东汉,司马也呈现出数量逐步增加、职权范围或种类日渐扩大和地位缓慢下降的变化。     

唐代官制的特点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唐代官制起着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其特点表现为:一、中央集权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二、各级政权的组织比较严谨,分工比较明确;三、官员一律听命于中央,对中央政府负责。     

十九世纪早期俄国官僚制度与官僚阶层问题述论

俄国官僚制度发端于彼得一世,正式形成于亚历山大一世时期,至尼古拉一世时已臻于成熟。除此之外,俄国官僚制度在19世纪还在内容和性质上发生了重要变化,主要表现为官僚阶层社会构成的变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和职业模式的变化。19世纪俄国官僚制度已发展成一个专业化的、自我衍生的组织体系。正是依靠相对成熟的官僚制度,亚历山大二世才完成了“大改革”。     

特权腐败与苏共垮台的深层剖析

特权腐败是导致苏共垮台的主要内因。苏共的特权腐败是伴随着苏联高度集权的执政体制的形成及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而产生的。特权腐败严重影响了党群关系，使苏共执政丧失了群众根基。同时，特权腐败的主体——官僚特权阶层，为维护既得利益，他们不惜“自我政变”，实际上成为了苏共垮台的真正推动者。     

民办学校的知识管理探讨

民办学校知识管理就是综合运用民办学校组织所具有的内外教育资源，通过建立基于学校政务和职能的知识挖掘和知识共享体系，以最大化对知识及有知识的教职员工的尊重，最大化学校知识的价值，从而提高民办学校适应市场的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保持并提升学校的核心特色力的一场管理文化变革。在实际管理运作中，它强调学校知识文化的创新价值，借助于学校知识经营策略，达到整体上对知识的管理带动民办学校的繁荣发展。     

政府体制改革——扬弃现代理性官僚制

本文从对理性官僚制的分析入手，阐述了其优点和缺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的政府改革应该立足于自身的条件和国情，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应该建立的是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模式——理性官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