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市人口郊区化及其发展趋势研究

人口郊区化是我国大城市人口发展的新动向。1990年以来，上海进入了城市人口郊区化阶段；郊迁人口的主体是工薪阶层的一般市民；上海人口郊区化将进一步加强，在未来20年，其中心市区人口将减少一半，人口主要迁往近郊区。     

郊区化与逆城市化：中国都市群发展的重要模式

郊区化与逆城市化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逆城市化是郊区化的升级版本。未来几年郊区化与逆城市化在中国的进程势必会受到产业结构调整、老龄化和农民工回流的影响。而郊区化与逆城市化是中国都市群的重要发展模式,不仅加速了产业结构调整,而且引起都市空间结构的变化。对于中国的都市群的良性发展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社会重构——以上海为例的研究

城市人口郊区化扩散流、郊区农村人口城市化集聚流以及外来人口流，高强度辐合汇集于市郊新建城区或城乡结合部，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人口再分布的一大重要特点，由此导致城市近郊社区人口社会重构问题悄然凸现。近郊社区人口社会重构反映于人口来源、人户关系、受教育程度、经济活动构成等方面。人口社会重构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二元结构和城市化滞后。对城市人口郊区化、农村城市化、外来流动人口等诸多问题，都不能孤立地看待，而是亟需从社会重构的角度做综合性的深入研究。     

美国近代郊区化及其原因

美国城市的郊区化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从19世纪初到1920年前后为近代城市郊区化的时期，1920年以后至今为现代城市郊区化的时期。推动美国城市郊区化的动力机制是多方面的，包括技术的、经济的、环境的和社会文化的因素等。随着近代郊区化的演进，美国城市的规模、形态、结构和功能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纽约市郊区化过程中的产业问题研究

二战以后,纽约市的郊区化已经形成规模,中心城区的城市问题得到了缓解,并使整个纽约地区的经济发展加速,但同时引起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比如中心城区的"产业空洞化"、经济衰退现象等,这迫使纽约市中心城区启动"旧城复兴"的战略来重振经济,这是其郊区化中最大的教训所在。因此,在郊区与中心城区的博弈中,保证两者的同时快速发展是对我国一个重要的启示。我国在面对郊区化过程时,应提前做好后工业城市建设产业布局的转型准备,针对自身产业发展特点,在聚集效应削弱后,中心城区应实施重点产业发展战略,努力改善投资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建立新的聚集增长点,吸引人才与企业资源回流,利用自然、教育资源,走"知识型"增长道路。     

美国战后“回归家庭”现象与郊区化

二战结束后,美国出现了一个回归家庭的时期,"结婚潮"出现,大量新的家庭组建起来,核心家庭数目大增。此时兴起的郊区化浪潮,兴建的郊区住宅,正好迎合了核心家庭的需要,新组建的家庭最终选择到郊区居住生活和生儿育女,从而推动了郊区的迅速发展。美国联邦政府的政策对美国人回归家庭和郊区化浪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国城市郊区化及发展对策探析

文章认为郊区化是整个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既是城市生活方式的延伸,又是城市地域结构的进化。其本质是郊区城市化及农业地带的城市化。本文分析了我国城市郊区化的概况、特点,并对其发展提出了相应对策。     

小城镇充分发展的战略选择

郊区化就是城市在经历了城市中心区绝对集中、相对集中和相对分散后的一个绝对分散阶段,表现为人口、工业、商业等先后从城市中心区向郊区迁移,美国、澳大利亚、英国以及日本等发达国家城市发展的郊区化模式表明,交通条件、工业化进程、通讯技术、郊区的基础设施以及规划政策等是城市化进程后期阶段郊区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中国郊区化的驱动因素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土地制度改革、工业园区建设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形成了中国的被动郊区化模式。中国大都市的发展历程表明,小城镇的充分发展是中国城市化充分发展的必然选择。     

城市发展内涵及其相关理论演进——基于城市化与郊区化的视角

城市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运动过程。当前,城市的发展已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研究课题,故明晰城市发展内涵、理清城市化与郊区化概念、追溯城市发展渊源与梳理城市发展理论成为城市研究的重要问题。随着城市化与郊区化的发展,城市理论也逐渐丰富,从最初的欧洲社会学家对城市的解读,到美国芝加哥学派学者对城市理论的继承、发展与创新,再到很多学者对城市化和郊区化的学科界定与进一步阐释,城市理论不断深化发展,出现了很多跨学科研究成果。     

中产阶层郊区化与城市公共文化的衰落

作为上流社会与底层社会间矛盾冲突最重要的平衡力量和现代社会公共文化最主要的承载者,中产阶层在城市现代社会公共性构建过程中被寄予厚望,但在城市化、郊区化、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发生剧烈变动的背景下,置身其间的中产阶层渐趋封闭,其城市公共性承载者的身份亦有所褪色,对城市公共文化构建产生了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