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丁时期军事将领研究

武丁执政时期（约公元前1250—前1192年）是商代中后期国势最鼎盛的时期。随着对商代史研究的深入,武丁时期通过战争征伐不断扩大疆土已被证实。其除与武丁个人经略有关外,与武丁时期诸位能征善战的将军密不可分。     

辽对高丽的第一次征伐新探

辽朝于统和十一年(993)八月发动对高丽的征伐,而不是统和十年(992)十二月,《辽史》本纪记载有误。辽对高丽的第一次征伐是辽宋争夺中国正统地位在对外政策上的延续。由于高丽人以汉族建立的政权为正统,不以契丹族建立的辽朝为正统,建国后积极发展与中原汉族政权的关系,奉其正朔,受其册封。辽朝为了取得高丽对其中国正统地位的承认,于993年发动了对高丽的第一次征伐,迫使高丽于994年奉辽正朔,行圣宗统和年号,并于996年接受辽朝册封。     

简论汉武帝的疆域政策

汉武帝是我国历史上极有作为的皇帝,他对内、对外政策与措施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他开疆拓土,征伐四夷的举措,为后世的疆域奠定了基础。汉武帝制定的疆域政策,具有首创性和灵活性的特点,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秦时泾渭流域崆峒武术战略战术思想形成与游牧文化博弈

秦人在泾渭流域崛起强盛,其中西戎诸族对其影响极大,经历“在西戎——和西戎——战西戎——霸西戎——置北地——驱西戎——筑长城”长达900余年漫长且艰辛的斗争过程,泾渭流域秦人尚武,武勇之俗甚重,加之西戎还不断地征伐侵扰,间接推动了秦人的强盛。经过战争洗礼的泾渭流域崆峒武术,从原始肢体活动转化为了战阵搏杀的直接技击技术,崆峒武术的战略战术思想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促进秦人建立强大的军事武备力量,建立起所向披靡的秦国虎狼之师,从而推动了泾渭流域崆峒武术的演化发展。     

试述朱元璋民族观下的对蒙政策

朱元璋推翻蒙元政权后,为了完成全国统一,巩固明朝统治,在其＂内华外夷＂、＂华夷同体＂的民族观指导下制定和推行了军事征伐、怀柔恩抚、战略防御的对蒙政策,这些政策对削弱和遏制故元顽固势力,争取大多数蒙古部众,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和作用。     

陈寿的军事思想

从陈寿的《三国志》中可以看出他的一些军事思想－主张养农蓄力，先道德而后征伐，反对穷兵黩武；非常注重军事谋略，包括写战争过程较略而写谋略较详，重智计而轻匹夫之勇，借成败得失以见谋略的重要性；在行文中，多用出自《孙子兵法》的术语，表明他吸引了孙武的军事思想并自觉地用以叙述与分析三国时期的战争。     

善意不会被忘记

公元前634年,晋文公登上国君的宝座不久,就下令征伐曹国。晋军的铁蹄即将踏上曹国的土地时,晋文公重耳下了一道特别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入僖负羁的家里,也不许伤害他的族人,     

论元忽必烈朝对安南的征伐

公元1271年。忽必烈正式建立大元王朝。他积极采用儒家文化治理本国领地,但仍旧保留着蒙古民族崇尚武力。征服四方的雄心。元朝在忽必烈统治时期,对安南就发动了三次战争,另外还有三次战争由于各种原因而搁浅。本文就两国之间的战争的原因,经过,结局以及影响来做一些探讨。     

明代遣将礼考论

遣将礼是指皇帝命将出征而举行的一种军事礼仪。洪武时期,议定遣将礼,却未有实践。建文朝,崇尚礼教,肇举遣将大礼,但因所命非人,失去了现实意义。永乐时期,明廷征安南再行遣将礼,昭示了永乐朝武功之胜。此后明朝两百年间,遣将礼不举。至天启时期,辽东局势危急,熹宗重举遣将大礼以求挽救危局,然无济于事。明末,崇祯帝两行遣将之礼,礼仪隆盛,但难以扭转军事的溃败,斯典随着明朝的灭亡而走向终结。遣将礼的举行既表现了国家最高军事权力的授受,又反映了人君平祸乱、安民生的历史责任。     

贞观政要征战讨伐对会计文化建设的贡献

唐代史臣吴兢在《贞观政要》中提出的“论征伐”管理观念对会计文化建设的贡献在于九个方面：“由是大惧,请盟而退”就是回避矛盾;“怀之以德,不讨自来”就是以德感人;“自恃兵强,兴兵百万”就是审时度势;“所请归附,不须纳也”就是得不偿失;“然后进军,遂平其国”就是见机行事;“和亲之策,天下幸甚”就是和平相处;“止戈为武,爱护天下”就是爱护人民;“事须克捷,安危难测”就是预测决策;“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就是知足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