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倒置

举证责任是刑事诉讼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它对司法的最终断案和实现司法的目的有着实际的司法价值.由于犯罪的复杂性和刑事证明对象的多样性,在有些刑事案件中出现了举证困难的现象.举证责任的承担,涉及刑事诉讼制度、价值、模式等基本问题.随着刑事诉讼的发展,各国对某些难以证实的犯罪和犯罪中难以证实的情节,作出了特殊的举证责任的规定.针对实体法中某些特定犯罪,我国证据法也应考虑在控方能够证明事实存在的前提下,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     

无辜的人

她就一直坐在那里,刚开始抽噎着,然后是无法遏制地失声痛哭,但没有停止控诉:我辛辛苦苦供你吃供你穿,什么活都不让你干,你想要什么就给你什么,你就给我考了这么点分?你有良心没有啊?你让我怎么出去见人啊?他也一直坐在那里,刚开始沉默,然后在雨点般的数落下也开始局促不安起来。     

“80后”控诉：我们的一切弊病都能从社会找到根源

我们是暗夜的精灵，有着共同的名字——“80后”。大人们为我们创造了飞翔的天空，却忘了给我们飞翔的翅膀。我们只好偷了天使的羽翼，在暗夜里飞翔。被捉住后，只能无辜地惊慌。     

道德悖论视域下的道德控诉悖论——对Saul Smilansky理论中道德控诉悖论的理解

道德控诉悖论即当我们感到不公平、不公正、冤枉、委屈时会产生抱怨,而这种待遇恰恰是我们自己的行为所导致的。道德控诉悖论的提出遵循两个前提条件,即当我们以对待别人的方式而被别人那样对待时,我们是不能控诉的;普遍的道德原则认为当我们受到冤枉时,我们是能够控诉的。道德控诉悖论与道德悖论之间存在着共通关系,从道德悖论概念出发,对道德控诉悖论进行分析、定位,有助于我们对道德控诉悖论的理解与把握。     

善待校友“控诉”

2012年6月1日,江苏南有拉萨路小学的两名"杰出校友"章早立、李萱分别实名发文,控诉上小学期间曾遭遇体罚、批斗、人格差辱等粗暴教育,引发网络热议。有人痛斥名校竞争中的粗暴教育,也有人跳出来反驳、指责两位作者"忘恩负义"。学校该如何面对校友的批评呢?相关人说李萱(英国剑桥大学):我们不是针对学校或是某位老师,只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唤起老师、家长们的注意,以保护孩子。成功的路径有很多种,不一定非要经历暴力式、羞辱式的教育。章早立(美国西北大学):最恨别人说什么"没有拉小你就上不了南外,就上不了清华,你就没今天"这样的话,历史无法假设。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不读拉小,那么我会是一个快乐更多、焦虑更少、更加自信的人。     

理想情爱视野下男性形象的塑造——张爱玲小说中男性形象解读

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长期以来更多地集中在张爱玲的心理控诉与社会评价之中,然而当我们用一种现实眼光反观张爱玲的作品时,会发现其笔下的男性形象更多的有着张爱玲式的想象和评价,是用理想情爱思想浸染过的有着典型特点的男性形象。     

广州“受洗”——水浸广州城

雨果是个下水道的观察者,他说,下水道是个愤世嫉俗者,它控诉着世间的一切。 如今,南方暴雨成灾,现代城市显得尤其脆弱,我们通过来自广州地下的控诉,看到了这个城市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城市的良心和智慧。与日新月异的地上世界相比,这个城市的地下世界更像一个积重难返的病人,而且被我们时常忽视。     

公共知识分子漫谈

李牧之：十九世纪中期，别尔嘉耶夫在一篇章中引出了知识分子这个词；1998年法国的德福雷斯事件中，左拉写出《我控诉》，其后雨果等大批的知识分子应和；1919年3月16号以罗曼●罗兰为首的多国知识分子发表了一个《精神独立宣言》，这一宣言被认为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准生证。     

从梦中的呓语到悲愤的控诉——论戴望舒诗歌风格的转变

在中国新诗史上,戴望舒曾用私人抒情话语在象牙塔里精心雕琢诗歌,宛如梦中的呓语。在时代风云激荡,民族和个人受难之际,他又面对公众用诗歌发出悲愤的控诉,诗歌风格也因之发生转变。在学界过多强调这种转变的转折性时,我们也要看到这种转变的内在延续性。从文学的角度看,戴望舒的文学史意义,正在于其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私人抒情话语的实践者和守护者。     

经济犯罪的证据及其实践研究

从证据学的角度而言，经济犯罪与其他刑事犯罪相比较，在证据内容，证明关系，形式要件，证据的合法性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共性，但学界对经济犯罪的证据特性研究与认知不够，经济犯罪的证据特性可归纳为可计量性，高技能性，多附带性，新复合性，从而，在司法控诉的过程中，时常遇到对经济犯罪的控诉举证不实，举证不当，举证不合法，举证不足，举证不力等方面的问题，并因此影响到定罪量刑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