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诗思与外物的关系

作为一种精神活动，作诗之情思无疑是根源于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在心物之间存在着复杂微妙的对应关系，人的审美活动无一不是对象物在审美主体心灵中激起的反应。物是情的起因，也是情的载体。物象常常是构成诗歌“内外意”、二重性和含蓄性的客观基础，在“心物同型”中出现的错置、移位和逆反现象，往往更能形成诗歌的深沉含蓄、神秘微妙和多姿多彩。基于外物在诗歌创作中的这种重要地位和作用，创作主体只有深入现实生活，诗歌创作才能保持永久的生命力。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与“九叶”诗派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历经意象主义、象征主义到后期象征主义，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方法都发生了深刻而显著的变化。“九叶”诗派在“新诗现代化”进程中，从诗学主题、诗思、戏剧化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与创新，把中国现代主义诗潮推向了一个高峰。     

诗思与文学教学中的思想教育

所谓诗思,就是诗人的、诗意的、诗化的思想,亦即文学化、艺术化、美学化的思想,或者说是文学的、艺术的、美学的眼光、境界和精神。那么,诗思的具体的内在因素有哪些呢？不妨以曹禺谈《雷雨》的写作为例细加说明：“《雷雨》的降生是一种心情在作祟,一种情感的发酵……逗起我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     

思与境谐——浅析声乐随想曲《春江花月夜》

本文从“新”和“情”分析作品的“思”和“境”,通过五个方面即“传统音乐材料与西洋音乐创作体裁的融合、民族化的钢琴伴奏、西洋化的演唱要求、隐美意蕴、空灵含蓄自然之美”的阐述,探索用作品的意境和内涵来传达声情并茂的歌声。     

试谈“诗思”与文学教学中的思想教育

文学教育是高中阶段语文学习的重要任务，它同时兼顾着语言教育和思想教育的双重任务。但在实际教学中，人们较多关注前者而忽视后者。这种倾向的直接结果，是课堂上出现了许多“买椟还珠”式的教学，造成了文本思想意义的流失；更为主要的是制造了大批有知识而无思想、有技能而无精神的思想矮子和精神侏儒。在重新确立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语文教育的今天，这种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从冬眠的蛹到飘逸的蝶——台湾诗人丁颍先生诗作漫议

本文认为台湾诗人丁颍在其诗歌创作中 ,重视对“时序情结”的把握并注意把视线投向对民族命运和更为广阔的社会人生的关注。同时 ,丁颍善于将生活中的苦难 ,化为诗歌艺术的苦难美。丁颍的诗歌理想并不寄希望于社会革命乃至暴力革命 ,而是企盼着对爱与美的追求和对人性的深层发掘来实现其由蛹而蝶的羽化。     

“有一个飞翔的家——在找我们”——论多多的诗歌如何通向“存在”

多多的诗歌注重语言与存在的内在逻辑,对语言和自我、诗歌与世界有着独到的体验,其诗具有思与诗的高度统一,呈现了一个超然于现实的诗的世界。诗人认为诗歌是先在的,是被赋予,强调智性投入的重要性,通过探讨多多的诗歌是运用哪些手段。进而无限地达到“存在”本身。     

为何会“读不懂”与“误读”?——高考古诗阅读题误区的思考

高考古诗阅读题中,为何学生会"读不懂"与"误读"呢?笔者从三个角度进行分析:其一,重答案讲解,轻学生的原生解读。其二,重诗歌类型的共性分类,轻诗歌文本具体的个性解读。其三,重显性的意象与炼字,轻隐性复杂的情感内涵解读。并从名家的案例中提出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在于:读透诗思,打通意脉。     

隐喻与庄子哲学

庄子哲学表现出鲜明的隐喻特色，其所采用的“寓言”、“重言”、“卮言”从本质上来说便是一种隐喻言说。庄子运用隐喻言说的根源乃在于其对“道”那种既“不可说”却又“不可不说”之哲学悖论的深刻洞察和成功超越。庄子哲学的隐喻性质，决定了对其文本的解读需要采用直觉而不是逻辑的方法，也决定了庄子文本具有浓厚的诗思融合之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