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篆书地位的确立及其影响

清代以篆书知名的第一位书家王澍。绩学工，精研金石碑刻，述亦丰。其所长“玉箸”篆对后世影响极甚。奠定了碑学发展的基础。是清代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     

碑帖艺术价值的历史判断

帖学与碑学是书法艺术中的两大流派，自清代碑学形成后，碑帖之间孰优孰劣成为书学上争论的焦点，碑学大师康有为认为帖学派自唐宋而下柔弱无力，大力提倡六朝碑版书风，实是矫枉过正，清代帖学的衰退是因其背离王羲之、王献之书法精神，艺术上陷于僵化造成的，碑，帖属于不同的美学范畴，因此不能厚此薄彼，而应将之置于同一个审美层面上，对它们加以全面认识并作出艺术取向上的定位，唯此，对当代书法的健康发展才能起到有益的作用。     

清代碑学兴盛成因略论

清代是碑学大兴之时。考其成因，以内部条件论，帖学自身的衰落为碑学的兴盛提供了历史机遇；在外部条件上，兴于清代的乾嘉学派带来了金石学的兴盛，而金石学不仅大大开拓了碑学家们的艺术视野，也为碑学的发展在文字基础上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另外，民族的怀旧情绪与审美的逆反心理及平民意识的觉醒，又汇成一般强大的暗流，对碑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了碑学兴盛的内在动力。诸多因素的促成，最终使碑学在清代完成了占据书法主流派地位的任务。     

清代唐楷:帖学到碑学的桥梁

王著的低眼力和低要求使晋人法帖线条一入《阁帖》就被简单化.这种样式成为经典后,经赵孟頫的简单化,到明代又被董其昌放大.刻帖的辗转翻刻,失真、误差越来越大,使帖学至清中期迅速衰落.书法家们意识到这种危机,提出了拯救的办法——学习唐代楷书.唐楷对帖学取法和审美取向进行矫正,并成为阮元、包世臣构建、完善碑学理论的桥梁.在康有为确立碑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卑唐”则是“抑帖”到“尊碑”的桥梁.     

清代碑学转向的革命意识

较之帖学,清代碑学是以革命者的姿态出现的,其革命性突出体现书体选择的集体转向、集体溯源和师法碑版的取法变革,即隶书复兴、追宗篆书、取法碑版三个方面。其碑学创制既重复古,尚质朴,刚健雄强;又重碑版,尚朴拙,金石重光;更重俗化,尚意趣,自由意识。以金石气息、高古朴拙的形式美,标举着他们尚"质"求"朴"的书学追求和革命精神,消解着清廷主导的雅正端庄、中庸合度的政治教化功能,寄寓着书家主体的艺术格调和平民情怀,彰显着清代书学刚健雄强的艺术趣味嬗变和变革图强的群体审美转向,代表着书学革命的正确方向。     

帖衰

帖学之衰在明代已经埋下伏笔,晚明个性解放思潮、个性书风的极度张扬、适用于高堂大屋的书法大条幅都集中暴露了此前书法传统的种种问题。并且,随着文人篆刻艺术的发展,带动了篆隶书艺上的发展。从书法发展史的角度讲,中原篆隶传统发展到汉末,北方书风和二王一系的南方书风是同根,在本质上都有内在质朴性,并且二者与中原篆隶都有源头上的关系。再加之改朝换代,学术风气和政治环境的转化,明末清初的文人士大夫开始思考并着手解决这些问题。     

张裕钊及其《书法山水册》

清代的书法艺术,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说：“国朝书法,几有四变,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讲子昂;率更贵盛于嘉道之间;北魏萌芽于成同之际。”故嘉道以前为帖学期,嘉道以后为碑学期。碑学期又可分为二,嘉道之交为唐碑期,成同至光绪为北碑期。咸丰同治之世,注重北碑,又加上两大书论家包世臣《艺舟双楫》和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问世,提倡碑学,涌现出很多杰出的书法家,张裕钊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     

论康有为《广艺舟双揖》在书学上的贡献

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揖》是晚清最重要的书法理论专著，其重要意义在于它总结了碑学的理论和实践，使碑学成为一个流派，从而影响了整一代书风，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了璀璨的一页。     

品邓石如篆书中的隶意

清代篆书大家邓石如以隶书笔法写篆书,使隶书的意味贯穿于篆书的起笔、收笔、运笔、转折、章法之中。这种风格的形成与清代碑学思潮、个人经历、纯熟的篆刻技法、书写工具的选择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