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美绝伦的“泰和通宝”楷书折十银质大钱

据《金史·食货志》载：＂泰和四年（1204年）铸大钱,一值十。篆文曰‘泰和重宝’,与钞参行。＂《金史·食货志》上谈到的这种篆书＂泰和重宝＂折十大钱比其他泰和钱较为多见,而同为折十型的＂泰和通宝＂楷书大钱,却极为少见,不但金史上无明文,民国前的旧谱亦未见著录。     

唯物史观与实验主义——民国学界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探索

关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民国学界存在两种基本认识,一派信从唯物史观,是为“理论派”;一派接近实验主义,是为“材料派”.最初理论派高调亮相并占压倒性优势,材料派也浮出水面但声势不显.后来为矫社会史论战之弊,实验主义开始抬头,至《食货》创刊而居于主导地位.经过《食货》上的辩论,两派达成基本共识,在理论与材料之间执两而用中,最终将经济史研究引入正轨.这一结局的出现得益于《食货》上已建立起一种学者间正常的对话交流机制.     

明代石嵉《流民图》

流民一词,早在战国时就已出现,《管子》有＂禁迁徙,止流民,圉（yu）分异＂的记载。此后关于流民就史不绝书。《史记·万石传》：＂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汉书·食货志》：＂昭帝时,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富积。＂唐人李贤解释流民为＂流离以就食者＂,《明史·食货志》说＂年饥或避兵他徙者日流民＂,清人王夫子则言＂不务农桑,无有定业而为流民＂。简言之,流民即因逃荒、避兵等而离乡外出的农民。     

雍正的耗羡归公和养廉制度

火耗一词,始见于《元史·刑法志·食货》,明朝中期,州县借口弥补所征赋税银两在熔铸中的损耗,于正赋之外而任意加增的税额,到雍正时,积弊已久。清初,顺治和康熙皇帝先后颁布过禁令:官吏征收钱粮,私加火耗者,以犯赃论。但是,在低俸禄制度和官僚体制下,不仅屡禁不止,反而有增无减。康熙在位期间,各州县在正赋之外,每两加至3至5钱,甚者更多。税轻耗重,富者轻而贫者重,农民不堪重负。雍正即位后,针对私征滥派“辗转累民,负国营私”等现象气愤地说:“此等积弊,尤为国法所不容者,”也是“朕所断断不能姑容者”。雍正认为“钱粮,关系尤重。丝毫颗粒…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拓荒与奠基--陶希圣创办《食货》的史学意义

陶希圣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究竟占有何种地位?陶希圣最大的史学贡献,是创办和主持了《食货》半月刊。《食货》的创办,是陶希圣对中国社会史论战作学术反思以及在政治失意后转向教学之境遇的一个结果,也是适应时代思想和学术发展的需要,开拓历史研究新领域的一个结果。《食货》创办的史学意义,在于明确打出“社会史专攻”的旗帜,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开展,起到了拓荒与奠基的作用,在中国史学融入世界史学新潮的历程中,起到了推进的作用。《食货》的成功,得益于陶希圣在会通史料与理论之研究理路上的探索。所有这些对他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的地位作了最好的说明。     

中国古代民事法律规范理念初探——以“民法”的语义分析为视角

中国古代调整民事关系的规范反映了古代中国官方对于民事活动的价值理念。通过对具有传统意味的＂民法＂称谓的语义分析,揭示中国古代民事法律规范的价值理念的本来面目。     

浅析食货派创建中国经济史研究室的史学成就

陶希圣通过主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室,集结起了一支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学术队伍,形成了一个典型的由师生共同组成的史学流派。中国经济史研究室既有史料搜集与整理的实绩,也有专题研究的佳作,推动了学术的发展。     

《通典》与《晋书·志》的比较研究

通过《通典》与《晋书·志》的对比,阐明做为政书体发端的《通典》与纪传体史志内容涵盖上的区别,以及在史学思想和史书体裁上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同时对杜佑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及创立政书体的历史作用加以肯定.     

古人曾是乌龟的“粉丝”

元朝以前,乌龟是人们眼里的明星级动物,那时,人们发现乌龟非常长寿,乌龟的寿命可达百岁以上,而且乌龟能忍饥渴,长期不吃不喝都没有关系,生命力极其强盛。于是,人们就成了乌龟的＂粉丝＂,龟壳被做成了货币,乌龟也成了财富的象征。《汉书·食货志》中说,乌龟分为元龟、公龟、侯龟、子龟四品,有的人还把乌龟的壳当成占卜的工具,并用乌龟的壳来记载文字,乌龟成了当时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     

管子的食货思想论析

管子的思想理论广博而深邃,在食货思想上端正可行。管子用以农业为基础,发展工商业的政策化解农商矛盾的疾病,取得良好效果。他采取官民并举发展商业的良策;采用政府调控手段发展商业:一为官办与民办商业并举,二为国家采取平准措施,三为实行营业许可制度,行业专业化,四为个体工商业者必须承担劳役义务,五为加强市场监管与税收征管。管子的食货思想存在一定的矛盾性,也有重农抑商思想,但工商并举是他食货思想的主流与基本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