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美学发展之途的一种思考

束缚中国美学实质性的发展的根本性局限在于从认识论框架出发,固守主客两分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1990年代关于《巴黎手稿》尤其是"美的规律"的重新讨论,集中体现了以上思维模式对于美学研究的局限。而1990年代关于"实践美学"的争论,既提出了一些对中国美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建设性意见,又存在对实践美学的某些误解,有些论点本身也存在争议。美学发展的突破途径在于走出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思维方式。我们认为,蒋孔阳先生以实践论为哲学基础、以创造论为核心的审美关系说为此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路。     

浅谈价值本体的思考方式

主客二分式，从主客两体的属性或关系出发，只能揭示出价值所具有的单方面的“实体质”或“关系质”；实践的把握方式，虽然由于它以扬弃的形式将前的合理因素整合在自身之内，真正实现了唯物的、辨证的、历史的诸观点在价值本体论上的统一，从而集中表征了价值作为系统存在与动态演进的实践性本质，但它并不是完备的，更不是唯一的思考方式；主客融合式，将价值本体与人之本体、理性的实践与非理性的体验契合起来，从而为新世纪的价值本体的研究将开辟一个新方向。     

试论"龙文化"与刘邦的"造神"依据

本主要论述“龙化”与刘邦的“造神”关系，兼及学术界的一些新说，并对先民的龙崇拜、帝王与龙、刘邦自我神化的必要性、司马迁的“天人观”进行了探讨。认为某些“新说”系源于对司马迁《史记》本的误读，其结论不能成立。     

《陈希夷导引坐功图势》考探

采用文献法考探了《陈希夷导引坐功图势》的由来;提出它是对前人导引术势的精选、提炼、增删和重构,是医疗导引的一个新分支,既不同于散式导引,又不同于套路式导引;它的形成,标志着医疗导引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由经验领域进入理论领域;它在医疗导引发展中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对养牛和健身都有重大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     

徽州古村落山水文化解读--以唐模、灵山为中心

唐模与灵山等徽州古村落所以具有天人和谐的无限魅力，成为当时最佳的人居环境，取决于徽州人在环境选择、调适乃至创建中所坚持的顺应自然、亲和山水的自觉意识，关爱自然、物我共荣的伦理守则。珍重并发掘徽州古村落历尽沧桑而弥足珍贵的山水文化资源和生态伦理文化遗存，对于构建中国现代生态伦理学体系大有裨益。     

论《天人三策》中的政治思想

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以西汉初期政治社会背景为出发点,根据汉武帝的册问,提出了他的政治主张。扼要地说,包括在皇权问题上,树立"天"的权威来限制皇权;在政治方向上明确任德去刑的更化目标;配合他的"德主刑辅"的儒家政治理念,在人民生计问题上提出调均原则,在政府机构人事问题上主张任贤,在大一统国家政治指导思想上要求独尊儒学。     

论张世英的哲学—伦理观

张世英"万物一体,民胞物与"的哲学-伦理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哲学是追求人与万物一体的境界之学;以"主客二分"和"天人合一"作为人与世界的两种关系;基于真善美统一于万物一体,强调要把道德意识建立在万物一体的本体论基础之上;倡导哲学家应按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提出要以希望哲学来代替猫头鹰哲学,是一种综合了中西哲学史的积极成果,并对时代的挑战做出了创造性回应的哲学-伦理观。     

早期中国的天人合一

中国与西方都有讲天人合一的传统,以天人合一为中国特有的思想恐难成立。余英时从轴心时代的文明突破来讲中国独特的内向的天人合一,其实也有很多问题。因此,如果要研究中国的天人合一之说,应该更深入细致地分析。对此,张岱年曾指出天人合一有两种意义:一是天人相通,二是天人相类。结合近来出土的简帛材料和有关传世文献,可以发现张岱年的说法还有需要补充的地方。天人相通和天人相类共有的思想基础是天人感应。儒学大讲天人感应的灾异学说,将宇宙论和人事相结合,其发展的一个方向是子思《中庸》的圣人"赞天地之化育",另一个方向则是将人世伦理说为天之规则。这两种说法都有更早的思想来源,且都有修养方法。诸子百家说天人合一,有不同的"合",或合于圣人君子,或把人伦合于天常,或合于天道而非人道,或合于天而非人,乃至非圣人。而即使讲天人之分的荀子,也在讲天人合一于人。     

董仲舒学说的多元化特征——墨学与“天人感应论”

董仲舒的学说以儒学为主体，杂糅诸子之学，使其学说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他的天人感应学说的重要理论来源即是墨子的“天人格化”学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董仲舒的治学特色。     

从沈从文的成才之路看“天人合一”对当代教育的意义

沈从文“读大书”的教育经历，使他获得了学校教育无法养成的多种智慧、能力和品质。他“读大书”的教育观念蕴含着中国传统“天人舍一”的文化精神，对当代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