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老而更成"的杜诗研究专著——郑文教授《杜诗檠诂》评介

文章对《杜诗檠诂》一书进行了评价分析，认为该书是当代杜诗研究的力作，其主要特点有：以对杜诗总体特质的精确把握而为具体“檠诂”；善于分析，精于训诂，熟透杜诗；精于史地考证；以诗人之心注杜与运用赋法为文；条目别具特点。     

杜甫因何而喜——杜甫“言喜诗”论析

杜甫的形象不只是忧愤情深广，也有喜悦的一面。杜诗言喜者，大致有以下五个方面；为国而喜；为民而喜；因家人而喜；因友人而喜；因生活而喜。杜甫的“言喜诗”常常是悲喜交集，喜忧参半，反映出时代的特点。     

杜甫诗中的诗人自我形象

杜甫的诗在记录社会时代风云的同时，还时时反观自我、抒发自己的情怀，刻画了诗人的自我形象。从杜诗中可以看到青年杜甫的豪情壮志和老年杜甫的多病凄苦，读到他的理想、他的忧患以及他无可奈何的隐痛。可以说，杜诗不仅是反映唐代社会生活的“诗史”，也是一部表现诗人自我心路历程的“心史”。     

谭献关于蒋春霖“倚声家杜老”说辨析

谭献《复堂词话》称誉蒋春霖为“倚声家杜老”,此说在近现代词史上影响极大,几成定评。就学术观点而言,“倚声家杜老”说并非空穴来风,是否成立,尚值得深入探究。然而,在阶级斗争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蒋春霖及其《水云楼词》却受到不应有的贬低和曲解,因为他反对太平天国革命。不少学者对蒋春霖“倚声家杜老”一说或武断否定,或淡化回避,对《水云楼词》缺乏细致精微的品鉴。本文将蒋春霖、杜甫置于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在比勘他们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推证彼此文学思想、政治立场的潜在联系,进而抉发“倚声家杜老”说的合理内核。并剖析蒋春霖不能配享草堂的主要原因。     

朱次琦与近代岭南诗派——以汪辟疆所论为中心

朱次琦以诗经世之作呈现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然仅在内容上体现杜诗沉郁之境,并未达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其景物诗与赠答诗则在形式上实现杜诗的顿挫之境,但在内容上则远离杜诗之沉郁。因此,将朱次琦纳入近代岭南诗派之列,体现了汪辟疆的独到识见。     

叶燮《原诗》所举杜诗四例疏解

叶燮《原诗》内篇下举杜甫“碧瓦初寒外”、“月傍九霄多”、“晨钟云外发”、“高城秋自落”四句以说明“诗之妙处在含蓄无垠”、“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但诗例本身较难理解,需要结合杜甫诗歌的原文作全面理解。本文以仇兆鳌《杜诗详注》和杨伦《杜诗镜诠》为参照对四句诗例作详细疏解,以帮助读者全面理解《原诗》的诗学意旨。     

从钱谦益到陈寅恪：古典诗歌解释系统的建构

向来受到当代人注目的陈寅恪的诗史互证方法,关联到从清初到现代的一个最重要的古典诗歌解释系统,这个解释系统萌芽于宋代的杜诗解释学,在中国学批评中,则属于“情志批评”。     

宋代学者薛梦符杜诗注考论

薛梦符注是著名的郭知达“九家注”中所收录的重要一家,是比较重要的早期杜诗注。据不完全统计,现存薛梦符注有315条,内容涉及名物考释、历史典故、诗文化用、诗义辨析等。从文献学角度辑录并研究薛注的内容及其特点、手法,发现薛梦符注包含考释名物、发掘典故、明确诗文化用、分析杜甫意图四个部分,通过赵次公对薛注的评论判断其对错并分析其致误之由,发现薛注虽然整体质量不高,但亦不乏精妙之处,不仅有助于理解杜诗,也有助于推进对北宋末年杜诗注的研究。     

玩杜以遣意:清初张潮的杜诗接受

清初张潮的杜诗接受独具个性,其《海棠上杜工部书》为海棠鸣不平,《饮中八仙令》以杜诗为佐酒之令,《集杜梅花诗》则集杜诗专咏梅花,皆明显表现出玩杜以遣意的倾向,这与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及性格密切相关.     

中华书局本《杜诗详注》文字标点疑误

《杜诗详注》自1979年由中华书局标点出版以来,颇受读者欢迎,2009年又一次重印出版;这期间,书中不少文字标点讹误经学者指出已作修订,但就重印本阅读一过,仍发现有一些文字标点错误,今表而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