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脏话性别差异的再思考

脏话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往往通过负面化女性以达成冒犯侮辱他人或情绪化使用的效果。在互联网环境下这种情况并没有改变。大量网络脏话的生产和传播具有负面的效果,应通过对网络脏话进行监督和引导,并长期通过积极文化价值的引导提升公众的社会性别意识与道德文化素养。     

污名:研究现状与静态-动态模型构念

污名被认为是一种贬低化标志,它造成了人际分离和社会排斥.当前,我国面临社会转型时期,许多污名现象日益凸显,不但危害个体的身心健康,也恶化人际关系,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障碍.通过对污名定义、基本内容、类型和维度,以及我国该领域发展的瓶颈问题进行研究,并将污名放置于一个更广泛的社会大背景中去考量,提出了关于污名问题的静态和动态的模型构想.     

“飞盘媛又怎样”：社交媒体场域中的污名应对特征与机制

本文聚焦中国文化类污名现象——“飞盘媛”争议,以梅森巴赫的污名应对理论（SMC）为基础,运用大数据采集法和内容分析法研究中国社交媒体场域中的污名应对机制。研究通过对1530条微博文本的内容分析,发现中国社交媒体语境下“飞盘媛”污名应对机制既印证了SMC理论,即以理论中的逻辑谬误、攻击谴责者、价值超越与重新聚焦路径为主;又延伸了SMC理论,即不止“受污者”单个应对主体,而是呈现“受污者及未受污公众”双应对主体;更超越了SMC理论,即新增中国文化语境下的“褒义化调转”与“承认式否认”污名应对路径。     

从污名化现象看新媒介赋权重心的偏离

新媒介赋权理论的重心是帮助弱势群体寻找发声途径,从而更好地维护个人权益不受侵害,但随着应用技术和知识储备的差异发展,以及弱者概念的失焦,污名化现象在新媒介平台上日渐泛滥,赋权理论的重心出现偏离。     

风险社会视阈下专家污名化的成因及其影响

当今社会分工细化产生的知识隔离,导致人们对社会风险的认知能力和决策能力相对弱化,因而各类专家学者的社会意义得以凸显。然而数据显示,近几年受众对专家的信任度明显下降,专家污名化倾向逐渐显现。本研究以新闻报道中的专家消息源为考察对象,试图探讨专家污名化的成因及影响,并提出化解社会风险的对策。     

导游“污名化”现象与导游职业教育人才培养

随着旅游行业中零负团费、高回扣等现象的蔓延,导游作为具体执行旅游经营活动的一线员工,职业声誉逐步呈现污名化过程,其形象逐步与旅游行业中的回扣、欺诈等不良特征联系起来,在我国的公众舆论中形成了负面的刻板印象。作为承担导游人力资源教育责任的旅游职业教育机构,在消除社会负面评价,提高导游职业道德和职业伦理方面应当发挥积极作用。文章在探讨导游污名化成因及其对导游职业、职业教育危害的基础上,对导游职业教育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人工智能时代国际传播的污名化行为：形式、趋势与影响

大数据分析、自然语言处理、深度伪造、聊天机器人与个性化推荐等人工智能代表性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国际传播进入了智能时代。国际传播中的污名化行为也在人工智能时代出现了新的趋势与特点。人工智能技术直接提高了假新闻制造的效率,并拓展了其传播的广度与深度,加剧了国际传播环境的恶化。在新冠疫情、美国政治与俄乌冲突方面,国家间的污名化行为更加突出,这表明人工智能在国际传播中的广泛应用可能加剧国家间的不信任与误判,恶化公众间认知。在这种局势下,加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监管,提高各国人工智能治理的协作水平十分紧迫。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去污名化的经验与启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对来自不同方面的污名现象进行积极应对,以清名去浊名,以有声去无声,以他塑助自塑,去污名化取得明显的效果,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外界对其形象认识,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对当今中国如何从源头、策略、话语权等方面去污名化,改变国际形象认知有较强借鉴意义。     

污名化：媒介报道中的“剩女”

“剩女”作为一个被社会热议的群体,一直以来以负面形象出现在媒介报道中。媒介具有强大的信息环境创造力,它对于某个群体的报道直接影响着受众对该群体的印象。究竟是“剩女”这个群体本就具有媒介所呈现的特点,还是媒介在有意无意地传播着刻板化的“剩女”形象？为了厘清这一问题,本文通过对北京《新京报》和上海《东方早报》的报道内容进行分析,阐述媒介在对“剩女”群体进行报道时是如何构建其形象的,从而探究大众媒介报道中对“剩女”群体的污名化倾向,并对媒介今后的报道提出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