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近郊统筹城乡改革的经验、困难与深化——重庆“陶家模式”和“海龙模式”的比较与启示

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改革在九龙坡区陶家镇和海龙村的试点较为成功,其共同点在于注重以工促农、社会保障和土地集约,而在改革主导角色、农民身份转变和土地流转方式上各具特色。"陶家模式"和"海龙模式"的实践证明:中小企业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纽带,农民增收是统筹城乡改革顺利推进的关键,土地政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问题,统筹城乡发展需要系统思考与政策创新。目前,两种模式的深化发展,面临土地政策供给不足、社会保障推力不够、城乡规划视野不宽、政策落实不到位、资源要素流通不畅、管理体制不顺等困难。应进一步探索土地集约利用的新机制,加快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充分保障农转城人员的利益,推进城乡科学规划,破除农村投资樊篱,并提升各级政府的统筹发展能力。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思考

农民工是世界工业化史上的共有现象,农民工群体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跨越城乡的特殊社会群体.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农民工"市民化"渐成为热门话题.文章提出农民工市民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并分析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的主要障碍,提出创新机制体制,以全面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制度障碍及对策

现行的户籍制度经历了严格限制户口迁移到逐步放开户口迁移的过程,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因素。现行的户籍制度存在着分权的户籍管理体制、户籍的利益分配功能、户籍改革进程和户籍法律体系不完善等方面的问题,通过对这些户籍制度的问题分析,提出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政策路径,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市民化视野下的三元社会结构

中国社会正在从二元社会结构转变为三元社会结构,这一社会结构变迁的主要线索是农民市民化。农民市民化在准市民向市民转化这一阶段凝固下来,标志着三元社会结构的形成。准市民凝固下来的原因,主要是城市对农民经济吸纳的同时,还存在着社会排斥,这导致了准市民的边缘化。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微观决策机制研究?

借鉴成本收益理论,基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和经济理性的微观视角,构建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微观决策机制理论模型,并根据在重庆进行的实地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就业创业收入及其社会网络、文化程度以及农业生产成本和农村建房成本与转户迁移人数正相关,而城市劳动力素质、城市住房价格、城市日常生活开支与转户迁移人数负相关。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稳定就业后,根据转户迁移的收益与成本评估进行市民化决策,只有收益大于成本时才进行转户迁移;否则会继续“流而不迁”或返回农村。因此,仅仅拆除城乡户籍制度的藩篱并不能促成农业转移人口的快速市民化,还必须有效提高农民转户迁移的收益,并降低其成本。     

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权益保障研究:理念、困境与突破

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体育权益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必要内容,是促进群众体育发展进而实现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必然过程。采用文献资料、问卷调查与数理统计法,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权益保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行阐释,指出:城市化很大程度上就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要最大限度地维护和保障他们包括体育权益在内的各项市民权益。结合问卷调查结果,剖析维护农民工体育权益的现实困境,对制约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权益实现的各项制度因素逐一分析。并且从完善体育法规、改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加强组织引导、重视文化教育、建立利益表达机制等方面提出建议和对策,为更好地保障和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权益提供理论参考。     

被征地农民市民化的素质障碍及成人教育的应对

被征地农民的市民化是随着城市化发展而面临的一个现实而迫切的课题,其过程的顺利与否,直接关系到我国全面小康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本文旨在通过对影响被征地农民市民化的素质障碍的系统分析,提出推动被征地农民市民化进程的成人教育的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