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初的“天命”思想武器

周初统治者在社会变革之际将“天命观”加以改造和利用，作为其获取政权和控制殷商遗民的思想武器，在此基础上将周文王塑造成“祖先神”与“受命王”的形象来彰显新兴周政权的合法性。周人在夺殷取商政权前后加强周人共同体意识的构建，使周建国之初避免激起强烈的社会动荡。周初统治者选择“天命”这一思想武器对社会变革之际的社会控制与力量整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赵健秀《杜老鸭》中“天命观”的移植和再解读

华裔优秀作家赵健秀在其经典后现代作品《杜老鸭》中极具艺术性地移植了儒家理念中的"天命观",再将其置于伦理基础位置来塑造出一名崇尚复仇和血腥的华裔文化英雄形象——杜老鸭。本文从萨义德旅行理论出发,分析儒家天命观思想如何跟随中国经典的脚步移居到美国,同时探究置于美国东方主义历史语境下,此种思想如何成为赵健秀作品中反叛伦理的基础因素,以及赵健秀又是如何借此重构其心目中华裔形象和身份的理想标本。     

浅析造成儒、墨两家不同命运的原因——以天命、鬼神观为例

儒、墨两家在先秦时期并称"世之显学",但在后世的发展中却有着不同的发展命运,这与儒、墨两家不同的天命、鬼神观有着很大的关系。以儒、墨两家的不同的天命、鬼神观为例,解释儒、墨两家不同的发展命运。     

褚少孙研究三题

褚少孙主要在三个方面续补《史记》：重大政治事件、重要人物与占卜龟策。褚补材料来源广泛,具有相当的史料、文学、语料价值,尽管如此,班固总体上对褚补抱有怀疑;在天命观上,褚少孙提出了“鬼神不能自成,须人而生”的进步观点,进而否定了“无父而生”的神话传说,将“无父而生”与“天命”联系起来,认为“天命”就是“以其先之有德”“泽流后世”,“无父而生”的传说实质上是天命降临的征兆,象征可以继承乃父的德泽;在人生观方面,褚少孙不否定人们追求荣华富贵的心理,而是认为一旦“立名当世”,需“持满守成”“知进知退”;政治倾向上,褚少孙尊崇汉武帝,认为汉武帝雄才大略有远见;主张朝廷任命官员要选择通经术、直言极谏之人。     

司马迁信不信天命?

正司马迁信不信天命?苏教版高中语文选修教材《〈史记〉选读》涉及司马迁的天命观,教学《六国年表》、《高祖本纪》、《项羽本纪》、《李将军列传》、《太史公自序》等文章,会多次遇到这一问题。问题难以回避,事实上又不存在"信"或"不信"这样的简单化结论,这个问题就有作简要讨论的必要。司马迁概括《史记》的创作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     

略论殷周“天命”观与王权合法性问题

殷周之际,"天"的观念逐渐从殷商的祖先神变成了周人的道德之"天";这种强调"天命靡常,惟德是依"的"命正论"的"天命"观虽然以"民意"为其主要内容,却没有真正在制度(礼)上得到体现,相反,倒是有可能与封建宗法制下的天子世袭制产生冲突.秦汉以后,儒家思想沿用了这一"天命"观,中国古代王权合法性始终不能有一个清晰的界定,致使王权不固、动乱频生几乎成为一种历史常态.     

美善一体:传统美学的人文─社会学观照

一个民族的美学价值指向与该民族的文化精神气质息息相关。该文将传统美学的一些基本命题放入其形成的时代背景之中,以阐释其中蕴含的人文价值和文化意义,以及这些基本命题对我们这个民族人生价值理想和生命感悟方式形成的影响。从人文—社会学角度观照传统美学的基本命题,自有其相应的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天数茫茫不可逃——浅论“三言二拍”中的天命观

"三言二拍"是明代的一部通俗白话短篇小说集,冯梦龙和凌濛初以其独到全面的视角勾勒出一幅妙趣横生的社会风情画,而几乎所有的题材都笼罩着一种"天使之然"的天命意识.究其表现主要分为四个方面:信天论、天兆论、天秤论和巧合论,而这种天命观背后所体现出的社会意识,主要是富贵在天意识、听天由命意识和祈天悯人意识.     

试论《红楼梦》的天命意识

《红楼梦》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意识和人本思想,但也有另一种与之不相契合的观念,即用佛道思想否定世俗社会,用命运观念解释人生,整部作品充满了浓重的悲剧意识和宿命思想。这种传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天命意识是不应该被忽略的。高鹗续写部分涉及较多算命术等中国命理文化,这是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生动体现,值得关注和研究。     

夏商时代的天命观念及其文化形态

夏商时代的化，总的来看，被浓郁的天命神学的观念所笼罩，表现在语言字、宗教观念、青铜艺术等许多具体层面，显示出人类已经脱离原始时代的蒙昧和混沌，萌发出一种虽稚嫩但具有整体性的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