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辞让立碑”——另一种德政宣传

在唐代,“德政类碑刻”是为官之人的普遍追求,被当作一生的荣耀写入墓志,这从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两方墓志可以明显看出。但“辞让立碑”亦非鲜见。从制度史角度看,唐代德政立碑奏请程序不只是规范和限制立碑的手段,因其具有制度性和稳定性,实则也是德政信息传递渠道,是“辞让立碑”现象的隐性支撑。从观念史角度看,唐代文化精英对于“立碑颂德”的态度发生过转变,贞元、元和年间尤为显著。文化精英意识到“德政类碑刻”具有虚假的一面,这是“辞让立碑”的显性推手。虽然某些“辞让立碑”也带有博取虚名的意图,但无碑往往胜于立碑。“辞让立碑”被视作高风亮节的义举,是一种特殊的也是更高级的德政宣传。有德政而不立碑的地方官,代表着清高的政治品格,享有更高的政绩评价。     

光绪题匾颐和园

相传,北京颐和园刚刚建好,慈禧太后让主管建园的工部大臣找人写＂颐和园＂三个大字,做成金字牌匾挂在东宫门。工部大臣心想,这匾不比寻常,要么请书法大家来写,要么请位高权重的人来写。最后他灵机一动想到了光绪皇帝是一朝之主,如果皇上愿意写,一方面是符合皇家园林的地位,另一方面这也是在万岁驾前讨宠的良机。     

他们的声音碎片

1955年4月18日,爱因斯坦病逝。临终前,他很慎重地留下了遗嘱。他在遗嘱中说:"我死后,除护送遗体去火葬场的少数几位最亲近的朋友之外,一概不要打扰。不要墓地,不立碑,不举行宗教仪式,也不举行任何官方仪式。骨灰撒在空中,和人类、宇宙融为一体。切不可把我     

从碑刻资料看北京东岳庙的香会组织

正一、香会的名目东岳庙最早的香会碑是立于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的《岱岳行祠善会之记》,但东岳庙创建之初应该有香会活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立碑的掸尘老会就称"自有此庙即有此会……绵绵延数百余年,可谓善善相因,绳绳相继,一人作于数百年之前,累代述于数百年之后"。通常建会历史在百年以上的香会称之为"老会",否则只能叫"圣会"。     

韩愈《柳州罗池庙碑》撰文及立碑年代考辨

据罗振玉所藏《宋拓柳州罗池庙碑》对历代诸说加以考辨,得出全新结论:韩愈《柳州罗池庙碑》作于长庆三年(823);而柳州《罗池神碑》当立于长庆元年(821)正月。     

张季鸾笃信“爱之宗教”

铁肩担道义的报人形象之下,张季鸾内心怀有着博大的“社会之爱”. 1934年秋,正逢楚林公百年诞辰,张季鸾回籍祭祖扫墓,并刻石立碑.在新文化、新思潮的激荡下,当时社会“颇不讲此种旧事”.他无意特别提倡,而只是行其心之所安:本来报恩之道,各有所宜,不必强求一律,“只希望大家都亲亲而仁民,推广骨血的至情,涵养爱人爱国的挚感.我想这或者不是违背时代潮流”. 五四运动以后,“打倒孔家店”等反传统的观念一时盛行.相对于“家庭革命”等激进主张,张季鸾倒是较为审慎.他深信:“惟能实行者,始能立言.”     

清末河南省铸造的铜元

正光绪三十年(1904年)八月,河南巡抚陈夔龙以"豫省银贱钱荒"为由,奏请朝廷在豫设局开铸铜元。随后,在开封南门外机器局内附设铜元局,并向美国新泽西州的汉立克纳浦厂(Ferracute Maching Company)订购造币机器。十月二十日,铜元局开机试制(图1)。河南是铸造铜元较晚的省份之一,铜元局仅有造币机器6具,后来扩增至9     

立碑-清代工商业行会规约的重要渊源——以苏州地区碑刻史料为视角

清一代,商人们积极地建立公所、会馆这类行会组织并制定行会规约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行规的制定需要得到全体商人的同意并向官府申请,而官府以自愿原则作为审查的标准。立碑则是这一过程的最终表现形式。     

民国辽宁城市映像系列 奉天造币厂

<正>奉天造币厂历史悠久,它的前身可以迫溯到始建于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的盛京机器局。盛京机器局由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奏请设立,厂址选在奉天省城大东边门里一座旧军营,主要从事银圆铸造和军火制造,厂内机器设备全部从德国引进。建厂之初,盛京机器局并未制造军火,只于建厂第二年进行了银圆的试铸,并于1898年正式生产出一圆、五角、二角、一角和半角等不同规格的银币。银币具有生产工艺先进、成色固定、形制统一、重量一致、便于携带和计算简便等特点,相较过去国     

《清实录》纂修程序述论

正清沿唐以来旧制,新皇帝嗣位不久即下令为前任皇帝纂修实录。有清一代,包括《满洲实录》在内,共纂成从太祖至德宗11朝的12部实录。虽然每朝实录的纂修背景、纂修过程各异,但在长期的纂修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分工明确、衔接有序、运作高效的纂修程序。本文主要运用相关档案资料,对《清实录》的纂修程序作一系统考察。一诏修调人择定馆址按惯例,新皇帝继位后便筹备为前任皇帝纂修实录,主要包括钦定纂修人员,组建预修队伍;阐述纂修意义,提出纂写要求;择定馆址,并着手进行腾移修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