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达"--以魏晋士风问题为中心

魏晋之际兴起的恣情任性、不拘礼俗的士风，时人及后世多名之以“达”。实际上儒家和道家，对“达”及“达人”有不同的理解。竹林名士基于道家思想的“达”，重在真率、淳至、因仍自然，是“玄心”的自然流露，才情的自胀表现，同时也是特定社会政治背景的产物，至两晋之际，“达”的内涵及其表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魏晋放达士风的基本方面，仍构成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人生境界中高远、浪漫的一部分。     

戴逵《竹林七贤论》探微

戴逵的<竹林七贤论>两卷是研究"竹林七贤"的一部专门著述,其中不仅保留了大量关于"竹林七贤"的原始文献,也对"竹林七贤"的精神实质加以准确的揭示和评价,具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但学界对此书一直未予应有的关注.综合戴逵<竹林七贤论>与孙盛<魏氏春秋>关于"竹林七贤"的著述情况来看,<竹林七贤论>应是最早的关于"竹林七贤"的专门著述,其文献价值及研究价值均应高于<魏氏春秋>.由于<竹林七贤论>的缺佚情况较为严重,该书全貌已无由观览.但从现存佚文的细致论析中,仍然可以看出戴逵对"竹林七贤"精神实质的精当评价.戴逵评价嵇、阮诸贤时不仅以事实为依据,力求可信,而且对七贤有褒有贬,公正客观,特别是能透过表象,把握精神实质.这些应是戴逵<竹林七贤论>具有重要事实依据和思想深刻性的重要体现,由此也确立了戴逵及其<竹林七贤论>不容忽视的学术地位和价值.戴逵还曾指出竹林之放达是"有疾而颦",这不仅是阮籍、嵇康辞世百年之后的相知之言,也是最早准确而深刻地揭示出魏晋风度精神实质的不易之论.     

宿命与抗争率真与放达--《我们家族的女人》评析

《我们家族的女人》是赵玫的女性“爱情三部曲”之一。它以出色的对历史与现实的反复吟咏，对女性爱情与命运的交相描绘，演绎了一曲宿命与抗争的交响乐，从而展示出这位女作家率真与放达的艺术个性和新时期创作历程中不可忽视的地位与价值。     

聊到天上去

朋友扎堆,最大的消遣就是聊天。香烟弥漫,香茗醒脑,云山雾海,浪漫心空竞自由。如若再加几碟小菜,小饮美酒,红袖添香,那更是灵感进发、口若悬河、妙语连珠、辩才放达。记得很久前我读过祖慰写的一篇小说,小说中曾出现一个绰号叫“把你聊死”的侃爷,最辉煌的记录是把他的一个朋友当场聊休克过去,小说中的家伙就是作家特别的精神影像,没准就是祖慰其人。     

《庄子》浪漫主义风格与"朴"之美学维度关系探析

《庄子》的散文展现的是汪洋辟阖、仪态万方的浪漫主义风格 ,《庄子》的“朴”的美学观念又呈自然、直率、真实、无为的倾向。庄子超迈放达、穷通物理的人文精神是孕育浪漫主义风格与“朴”之美学维度的共同土壤。浪漫主义风格与“朴”之审美维度分别体现的是灵动之美与虚静之美 ,终成《庄子》之“大”美。     

试论曹植的性格悲剧

本文认为曹植的人生悲剧并非肇始于曹丕称帝,在此之前他早就已受到其父曹操的冷遇;导致其悲剧命运的直接原因,也并不仅仅在于曹丕的忌恨和迫害,而在于他那慷慨不群、任性而行、不自雕励、不周世务的悲剧性格。正是这种通脱放达的性格为封建礼法所不容,从而演成了他的性格悲剧。     

以马为虎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①,大冠高履②,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弘正③为宣城王④所爱,给一果下马⑤,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⑥.至乃尚书郎乘马,则纠劾之.及侯景之乱⑦,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赢⑧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⑨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喷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至此.     

论文士的浪漫及其在诗文中的表现——阮籍和屈原比较

在阮籍和屈原的身上,都表现出同作为文士的浪漫品格,又有不同,源于两人独特的秉性与才情。屈原的自恋和阮籍的放达就是这种浪漫品格的具体表现。其次,两人的诗赋都表现了游仙之思,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屈原的仙界是个体情志的幻化,人神杂处;而阮籍的仙界则表现为一种永恒之在,仙心与玄思合而为一。最后,屈原的诗赋总体上表现为一种积极浪漫主义的风格,阮籍的咏怀诗则表现为一种消极浪漫主义的风格。这既是个性差异使然,也是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必然结果。     

老年人“性福”小贴士

一、欢乐开怀心情放达性活动不仅仅是肉体之间的活动,更重要的是精神活动。这种精神必须是欢悦乐观的,这是最根本的支柱。因此,老年人一定要乐观放达,     

论西晋“元康放达派”

西晋元康年间至东晋初年被达派名士的极端行为历来受到人们的贬斥，然后考察他们行为的种种方式以有所处的社会环境，可以看出：“元康放达派”故作放荡的行为背后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同时应重视其追求高尚、率真、单纯、境界的精神实质，因为这正是构成魏晋风度之魅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