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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增湘致李盛铎书札十一通((1))集中作于1912至1918年,内容多涉珍籍流通、借钞、题跋、校勘之事,同时涉及两人与张元济、缪荃孙、杨守敬、吴慈培、袁克文、邓邦述等学人的交往,文章细考其渊源,可为了解两位近世藏书大家提供参考,对藏书史研究亦有裨益。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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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涛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74-81
清末李盛铎旧藏敦煌写本的真伪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而根据藏书印考察古籍真伪是学术界通常的做法。不过,由于国内很少有人读到这批写卷的原件或影印件,所以一直不能如愿。笔者根据已出版的日本杏雨书屋藏《敦煌秘笈》目录册及影片册1、2,了解到李氏旧藏敦煌写本中所钤藏书印主要有"敦煌石室秘笈"、"李盛铎合家眷属供养"、"李盛铎印"、"李滂"等,钤印时间大体在1928年10月至1935年之间,钤印习惯为同一文书上常钤有多种印章。然而,并非所有藏卷都有印鉴,有印鉴的仅占约24.1%,因此《李木斋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之外无李氏印鉴的敦煌写本属李氏旧藏的可能仍不能排除。在全部写卷中,未见一件钤有"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这就提醒我们,对于大量钤有该印的"李氏旧藏敦煌写本"仍需审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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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学术界一直认为,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为清朝"钦差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载泽、端方、戴鸿慈、尚其亨、李盛铎(以下简称"五大臣")起草考察报告的是梁启超与杨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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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德化李氏木犀轩藏书,至李盛铎时为最盛,蜚声中外,为其刊刻书籍创造了良好条件。木犀轩刻书,由李明墀、李盛铎父子接续完成,先刻有《范家集略》《先正遗规》《四声切韵表》《敦拙堂诗集》《香苏山馆诗钞》5种,后刊有《木犀轩丛书》33种。木犀轩刻书具有鲜明特点,在底本选择上,求善而刊,注重罕见之稿本、珍稀之原本、精校之完本;在刊刻内容上,除了有关家风及乡邑先贤著述,大多为清代学者的经史撰著。木犀轩刻书在中国近代刻书史上书写了精彩篇章,为传承中国优秀典籍文化作出积极贡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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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盛铎出身诗书传家的仕宦门第,光绪己丑,高中榜眼,长年供职翰苑台馆,以此而致显达。他洋务能力、外事素养较为薄弱,但因善于逢迎、巧于趋避而数得枢臣举荐,两度衔命出使,常驻日、比。盛铎向来以藏书家、政治家的身份广为人知,而其作为外交家取得的成就亦颇为值得称道,虽说并非精明强干、声誉隆重的外交良才,尚称公忠体国、不辱使命的守成之士。其良苦用心、爱国热忱,值得肯定与显扬。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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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盛铎和黄远生均为清末民初时期有重要影响的人物。黄远生留学归国后,与李盛铎曾有密切交往。本文以辛亥前后的报刊报道和黄、李二人往来书札为基础,辅以其他材料,梳理从黄留学归国到遇刺这段时间两人的交往情形,诸如交往的缘起、加入远东通讯社、共同参与宪政活动等情况,借窥在由清末到民国的过渡时期,作为"葭莩"、同乡和士人同道的黄、李二人之间互相借重,以因应时局变化的情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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