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刊刻《毛诗》经注本文本探源———兼论明代经学史上的“原典回归运动”

明代所刊《毛诗》经注本存于今者,主要有万历二十二年歙县程氏玄鉴室刻屠本畯纂疏补协本《毛诗郑笺》二十卷,万历马应龙、孙开校本《毛诗传笺》七卷,崇祯葛氏永怀堂刻《十三经古注》本《毛诗》二十卷三种。明代刊刻《毛诗》经注本,一般认为是翻刻宋板而来,宋板既多不存,明翻宋板的文本意义就显得更加重要。但明代所刊刻的这三种《毛诗》经注本,今天看来,其文本皆为删削闽本疏文、因袭闽本经注部分而成,并非直接袭用宋元旧本。明代所刻《毛诗》经注本在文本校勘意义上虽无足道,但从明代经学发展史上来看,《毛诗》经注本文本之传刻,可以看作经学复古运动的重要表现形式,属于明代经学复古的“原典回归运动”的一部分。明代经学复古思潮,乃是清代朴学的先声。这些经注本的出现在明代经学史上所具有的标志意义,应当被重视和重估。     

经学史视野下的“君子和而不同”之道

古圣先贤留下的那句人们耳熟能详的“君子和而不同”,究竟该如何理解?在经学史视野下追本溯源地清理历代经师对于这句古训的诠释,可以发现,中国人在上古时代就认识到,“和”必须以存“异”为前提,这一点非常重要,它甚至关乎天下兴亡。这既是人道,也是天道。自从何晏、皇侃开启了“心和”之训,中国人似乎开始淡化那种在相异中求和的基本精神,但还是保留了“任道”这一重要前提,即在“任道”的前提下求“和”。宋代经学家能够认识到“任道”的重要性,但不能认识到“任道”与“心和”其实常常会两难,因此在经学诠释中并没有解决好如何实现“君子和而不同”的问题,甚至每每呈现自欺欺人的样貌。只有如宋代的苏辙和明代的黄洪宪等人,虽然离开经学文本,却对“君子和而不同”有着难能可贵的解说,这样的解说与阐发,在中国的思想史上非常值得重视,但它如何在社会现实中落实,仍然需要历代中国人的努力。     

文献学与经学史研究的结合——读杨新勋《宋代疑经研究》

近几年来,随着经学史研究地位的日益突出,经学史研究的力作也不断涌现,而杨新勋博士的《宋代疑经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无疑是其中翘楚。     

“元承金学”及程朱之学的北传

元代是我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朝代,它以漠北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最终建立了一个大一统帝国。为了巩固大一统帝国,蒙元统治者尤其是忽必烈主动认同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推行汉化政策,由此赢得了中原地区民众对其政权的认同。蒙元对儒学的重视,主要是推崇南宋地区所流行的程朱理学,而摒弃辽、西夏、金所推崇的章句注疏之学。蒙元将程朱理学作为官学,借助金朝儒士向以元大都为核心的北方地区传播,最终确立了理学在学术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     

董仲舒经学的发生、解释及其思想史意义

董仲舒是汉代著名的儒家学者,他将儒经作为治国理政的核心经典,并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指导思想,重新解释了六经,建构了天人合一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很好地维护了汉王朝政权的合理性、合法性,并就当时的王朝治理提出了一系列的思想与方法,尤其是就政治、思想等各领域的大一统。董仲舒的经学解释异于先秦时期,比如采用了阴阳五行学说解释儒经、群经互证、经史互证等方法,更为主要的是,他基于经学解释的形式建构了系统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完成了先秦以来经学范式的转化、儒学思想体系的构建。董仲舒的经学不仅推动了两汉时期中国经学的传承与发展,更是成为先秦、汉唐经学的枢纽式人物。     

《经典释文》的成就与经学史意义

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在经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其《序录》逐一介绍了14部经典的经传起源、传授本末、注家姓名,对汉魏以来的经学史做了系统的总结,成为中国经学史的一个开端。陆德明舍弃了以往的注疏形式,从音韵学视角解读经典文本及其注本,博采诸儒训诂又反映各家家法,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又有所创新,为经学的统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后世经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论六朝经学的发展历程——魏晋南北朝经学史论之一

东汉是“经学极盛时代” ,但是后期的社会动乱使之急剧地由盛转衰。其后 ,六朝经学经历了由复苏到拓展的艰难历程。三国是儒学复苏的初始阶段。孙吴地区的经学是东汉经学的绪余 ,古文经学因统治者提倡而相对活跃。西晋经学呈北盛南衰之势。由于道家文化的兴盛 ,儒学影响力减退 ,经学研究进展不大。东晋崇儒抑玄之风渐兴 ,会稽、豫章等地学者治经实绩稍著。刘宋与南齐时期“家寻孔教 ,人诵儒书” ,崇尚儒学的社会风尚普遍形成。梁朝及陈朝 ,经学进入兴盛时期。学者多“博通经传” ,义疏都立言浩繁。其学风与实绩对隋、唐经学具有深刻影响     

王国维《经学概论讲义》小考

王国维《经学概论讲义》鲜为人知，有关记载也有不实之处。作者从有关文献记载出发，又经过亲自访查，考证其书写作时间、经过，以及印制讲义和孙晓野《笺证》事实。     

元杂剧作者对经学理解的新思路

元杂剧中的经学资料体现了元代经学发展的特色,显现了经学阐释的新思路,对于研究经学史和文学史都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