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蝴蝶派与吴文化

吴地为鸳鸯蝴蝶派提供了丰富的作家资源,这个作家群体的形成是吴地教育发达、人文荟萃的文化传统的结晶,体现了吴文化尚文重教的文化性格.鸳鸯蝴蝶派所选择的民间文化立场,与吴地文人墨客积淀下来的隐士、逍遥哲学有着渊源关系,是隐逸文化传统的延续,在本世纪初则演变为闲适文化.作为闲适文化的表征,鸳鸯蝴蝶派的文学特征是传奇、言情、画风俗,深受宋元明以来兴盛于吴地的话本、拟话本小说的影响,特别受到《三言》的影响,鸳鸯蝴蝶派的传奇作品,往往蕴含着吴文化的内涵,特别是对一些奇人的刻画,能够表现吴人特有的生存方式和性格特征.     

爱情戏不是“爱情游戏”

擅长营造浪漫氛围的著名导演赵宝刚又一次在荧屏上掀起一股爱情的“雾雨风”，由他执导的言情新作《像雾像雨又像风》已在沪上播出10多集，然而，这部从开拍之时起就备受瞩目的戏却并未产生预期的轰动效应，不少观众有些失望地说，此剧“精美的镜头画面、漂亮的明星演员难掩其内容的苍白”。     

别后相思空一水，重来回首已三生——对周德华《杨柳枝词》的解读与赏析

《杨柳枝词》清溪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曾与情人桥上别,更无消息到今朝。——唐·周德华二十年,在时间的悠渺的长河里也许算不得什么,但是落实到具体的个人,对尘世中的     

言志·言情·言实--中学生散文写作杂谈

散文是一种比较自由的文体。郁达夫说过：“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就是现代散文的特征之一。”在中学语文知识短文《散文的形和神》中谈到散文写作,要求做到“情景交融,形散而神不散”,这是对散文写作特点的概括,也是对散文写作的基本要求。其实,大多数作者在写作时并没有过分地注意文章的形和神,也没有刻意地去把握,而往往是以个人抒情为主,把抒情、叙述、议论熔为一炉,从细处落笔,小中见大;或从侧面暗示,托物言志;     

明代小说中的“言情”对后世言情文学的影响

“言情”一直是文学作品不可缺失的内容。作为以小说为文学代表的时代,言情在明代小说中有很大程度的体现,它所具有的特殊而又丰富的内容对中国后世的言情文学有很大的影响。研究明小说中的言情,不仅可以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了解明代小说,而且可以全面把握中国言情文学的发展历史以及它所具有的特点,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女性形象在文学作品的转变过程,具有一定的文化和审美意义。     

诗写杨柳 借诉悲愁——明睿宗《杨柳·金丝缕缕是谁搓》探考

《杨柳·金丝缕缕是谁搓》做为明睿宗朱祐杬仅存于现世的一首诗,全诗情调唯美中带着凄苦悲凉,巧妙地借用阳春三月的杨柳,隐而不显地写出了宫廷斗争中一个落寞的皇子的穷途哀怨。本文探考《杨柳·金丝缕缕是谁搓》,挖掘全诗中朱祐杬不敢直言只能借柳喻己、借诗诉悲,意欲倾述深藏内心的无尽凄苦。     

她一生写了4000部小说——西班牙言情小说家科琳·特利亚多

生前没有许多形容词来点缀她的名字,也没有多少桂冠来为她装饰扮靓;数十年如一日,她平静地以打字机为伴,笔耕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淡泊的心态、执著的追求,创造了奇迹。196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她为全世界第二位读者数最多的西班牙语作家,仅次于塞万提斯;1994年,因其丰厚的作品,她的名字正式被纳入西文版“吉尼斯纪录”。     

论唐宋词抒情主体的嬗变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唐宋词中的抒情形象的主体意识在不断增强,出现在作品中的抒情主体也大致经历了晚唐五代、北宋和南宋这样三个阶段性的变化,引起这些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时代的情感需要。但是,词在兴起之时的抒情主体多半是女性形象或者是男子作闺音,根本不能满足时代情感宣泄的要求。于是,词人在作词的时候不断创新,这种求新求变的思想反映在作品中,抒情主体的发展演变尤为突出。     

“景象”与“物象”辨疑

人所共知,诗以言情,歌以咏志;人们也知道,无论“言情”还是“咏志”,都必须借助与“情”“志”相关的载体,有所寄托,这个载体就是“物”——包括“景物”和“事物”。但在鉴赏诗歌时,不少人始终没有弄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景物形象”与“事物形象”有何联系,又有何区别。     

中晚唐诗学观念之变化与艳诗创作

中晚唐时期诗坛上出现了艳诗创作的兴盛,当时许多著名诗人都创作了大量的艳诗作品。而且,这些作品呈现出不同的审美倾向和个性特征。这种艳体诗风是中唐以来诗歌观念的变化在创作上的反映。这种诗歌观念的变化首先表现为对齐梁诗态度的转变。同时,它还表现为世俗化的审美倾向以及对诗歌言情功能的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