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中国的“恶之花”

以邵洵美、叶灵凤、章克标等作家为代表，以狮吼社、幻社、绿社等社团为主要阵地的所谓“海派唯美主义”不仅是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一般认为，正是其鲜明的欲望化叙事和浓郁的颓废风格将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文学推向了高潮，并强化了后者的文学史存在。“海派唯美主义”由此被称为中国的“恶之花”。然而，通过检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不难发现，在相当长时期内，包括“海派唯美主义”在内的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文学在各种现代文学史著述以及相关专题研究中都是缺席的，这里固然有意识形态的制约因素（特别是新中国前30年），但也存在学术认知上的缺陷，甚至在新时期的前20年，诸如以下论断仍是学界的普遍看法：“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并未出现过一个唯美主义流派和纯一的唯美派作家。”［1］这种理论空场终于由1997年出版的《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思潮研究》一书得以填补。该著凭借翔实的材料，令人信服地叙述了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文学发生、蜕变直至消亡的过程，并细致地描绘了各个文学流派的审美图景和思想风貌，由此从根本上扭转了学界有关中国唯美主义文学的传统认知。虽然《美的偏至》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但如同我们所见，该著的主要贡献是从由宏大主题叙事（如启蒙、革命、救亡、阶级斗争等）和占主导地位的风格叙事（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所建构的现代文学史的雄伟建筑群中清理出了唯美主义这一被遮蔽的文学院落，从而帮助我们逐渐接近完整、立体的文学史景象。但在此不得不问的是：为何唯美主义不管作为文学流派还是文学史的叙述对象，最终都走向湮没或尘封的宿命？而当它们被重新发现和解读，对于重新认识、评价整个现代文学史、美学史的建筑格局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在这一重审过程中，我们又应立足何种立场和视角？显然，对唯美主义文学的研究若只限于满足填补文学史空白的意图是不够的，一种回到初始旨趣的自我检视尤其重要--是怎样一种问题意识激活了我们去重新鉴赏、思考这片被遗忘的唯美主义风景的动力和欲望？这已不单单属于文学史的职能，而更与当下的思想实践乃至社会生活紧密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