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的重量

时至岁末,要我参加的多种社会文化活动突然拥塞在一起,因此我也变得“重要”起来,一位朋友甚至夸张地说,他几乎能从报纸的新闻上排出我最近的日程表。难道真是这样了?我只感到浑身空荡荡、虚飘飘。 实在想不到,在接不完的电话中,生愣愣地插进来一个苍老的声音。待对方报了名字,我不由自主地握着话筒站起身来:那是30年前读中学时的语文老师穆尼先生。他在电话中说,30年前的春节,我曾与同班同学曹齐合作,画了一张贺年片送给他。那张贺年片已在“文革”初被抄家时遗失。老人说:“你们能不能补画一张送我,作为我晚年最珍贵的收藏?”老人的声音,诚恳得有点颤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