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自成立以来其教育治理工具经历了数次演变,体现了各方利益主体的博弈。透过历史与微观视角发现,第一阶段以欧美拉扯为特征,初始治理工具在美国的铺垫与引导下确立,美国势力受到北欧小国的抗衡;第二阶段欧美新自由主义的集体转向催生了经济价值取向的新治理工具,少数欧洲国家对工具的理念与指标进行“纠偏”;第三阶段,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企图纳入更多发展中国家的愿望孕育了新的治理工具,在欧美发达国家的主导、发展中国家的参与下适当提升了新治理工具的“情境适用性”。整体来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教育治理工具的形成与演变受到宏观政治环境与格局、中观国家实力、微观关键人物等不同层面要素的影响,其教育治理活动本质上遵循着大国主导的政治逻辑和理性主导的思维逻辑。而政府间国际组织的程序、规则、议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弱势群体的诉求,需警惕的是追求确定性可能带来的教育趋同和应对未来不确定性能力的缺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