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父亲张元济先生(续十六)

抗日前后(中)售屋 上海沦陷后,极司非而路宅内仅住五人:父亲、我和昌琳、珑儿及侄女祥保。还雇用着二男三女佣工,以保持这座大宅内的日常生活秩序。由于家境日趋拮据,家用开支一减再减,仍入不敷出。售屋就成为唯一的出路。 父亲辛劳半世,凭多年省吃俭用,盖了这所住宅。在这里,父亲编纂了两部巨著:《四部丛刊》一、二、三编和《百衲本二十四史》;在这里,父亲会见了不少名人、挚友,与商务同仁商议公司大政方针。一旦分离,怎不依依。 抗战之后,江浙两省的老百姓涌入上海租界避难。我家附近人口骤增。那一带房屋没有下水道,每逢雨季,我家花园竟成泽国。水质又黑又臭,极不卫生。“七·七”全面抗战爆发后,租界势力达不到越界筑路,极司非而路、愚园路一带成为敌伪军警盘踞之地。我家西面的76号成了臭名昭著的汉奸特务吴四宝的魔窟。在敌伪恶势力的怂恿下,我家后面康家桥一带赌窟、烟馆(当时称燕子窝)、押头店(即小型典当铺)、妓院(野鸡堂子)纷纷兴起。这种环境使人无法居留,更增加了父亲迁地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