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教育观:世纪末的诠释

在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教育的荣衰成败,与毛泽东、邓小平的联系远远超过与其他任何人的联系。这是我们认识和评价过去百年的教育历程、展望新世纪教育时需要特别注意的。我们的基本假设是:“有个性的个人”(马克思语)或“特殊人性”(雅斯贝尔斯语)在教育领域,有其即便不大于也至少不小于他们在其他可比领域的持续性影响;“有个性的个人”或“特殊人性”对教育领域,有其即便不大于也至少不小于某一群体或集团的持续性影响。如夸美纽斯之于现代学制,赫尔巴特和杜威之于“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柏拉图之于西方教育,孔子之于中国教育,毛泽东、邓小平之于社会主义中国的教育。而把握毛泽东、邓小平的教育观,需要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时间上的纵深感。世纪末,条件趋于具备,“趋于”只是意味着可能性。因为我们还不能说文献发掘工作已经完成,更不能说能够在“时代精神”的文化圈之外讨论相关问题。所以,所谓“世纪末的诠释”,只不过是新世纪前夜的反思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