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中国古代戏曲中的"大团圆"结局是随着<西厢记>和<琵琶记>的"经典化"过程而渐成定格的,遂演变为一种带有形式主义特征的主导性叙事模式.这一模式是艺术场域与权力场域相协调的产物,体现的是"礼乐之和"和"治世之音";它一旦被经典化后,就内含有一种复制机制、生产机制与调控机制.中国人固有的"伦理信念",保障和支撑着"大团圆"结局的实现和完成;由此而塑造的"文化习性",是消愁补恨、复制团圆的内在机制.中国戏曲与传统的"乐教"之"乐",有着文化谱系上的家族血缘关系与传承关系,"大团圆"是"乐"之文化属性--"和"所型塑的景观;"中庸理性"的行动取向和对立转化的致思方式,是指导叙事、消弭冲突的"文化文法".概而言之,曲之为"曲",是大传统文化的"乐教"观与小传统文化的民间趣味及其时代精神的高度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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