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桩教育公案的反思——武训办义学的文化阐释

今年是一位农民教育家逝世一百周年,一百年来,他的升沉遭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也是中国教育发展的一个折射。这就是武训。他活着的时候,满清政府就对他进行褒奖,授予他“义学正”,常穿黄马褂,但他没有接受。新中国成立前,他也不时受赞扬,特别是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对他赞扬备至,称他是民办举校的“开山祖师”,“是普及教育之先导,和人兴学之表率。”外国人也赞扬过他。早在解放前,孙瑜就筹拍《武训传》,几经周折于1950年摄制完毕,由上海市文化局和华东局宣传部联合审查。从1951年元月起,影片先后在京、津、沪等一些大城市放映,立即引起广大观众,尤其是文化教育界观众的热烈反响。据不完全统计,仅两三个月的时间,京、津、沪的一些报刊就发表文章四十多篇,称武训是“千古奇丐”,是“中国历史上劳动人民翻身的一面旗帜”,称电影《武训传》是“被压迫被损害者的奋斗史”。但这种赞扬并没有持续多久。三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接着便有贾霁在当年的《文艺报》四卷一期上发表《不足为训的武训》一文,从整体上否定了《武训传》,接着《文艺报》又发表了其他几位同志的文章。五月廿日,毛泽东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以《人民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