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 1871年，曾国藩因办理天津洋务棘手，深感人才奇缺，上奏清廷主张选送聪颖子弟赴美“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培植人才。曾文正公薨逝于当年冬，容闳承其遗志，倾力筹办，一举开启了中国史上官费留学的新纪元。翌年夏末，三十名少年坐船横渡太平洋，一个多月后抵达旧金山，开始为国苦学。然而好景不长，派出四批一百二十名子弟后，翰林吴嘉善等守旧人士厌恶洋教洋习，赴美勘察后连翻上报，认为“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称“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极应将局裁撤”，不肯姑息，李鸿章亦感犹豫芥蒂，终使留美育才计划实施十年而夭折。留美幼童被迫归国十多年后，清廷内外交困，衰势更甚，新旧之间，时移势易。张之洞频频奖劝游学，言“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四五年”“求师之难尤甚于筹费……唯有赴外国游学一法”（《劝学篇》）。他认为西洋不如东洋，日本最善，“传习易、经费省、回华速，较之学于欧洲各国者其经费可省三分之二，其学成及往返日期可速一倍”。据日本史料记载，1900至1921年中国年均有三千五百多人留学日本，其中不乏女性年均近百人。据梅贻琦和程其宝的调查，同时期留学美国的人数也从每年个位数增长到每年三四百人。1904年，正在日本仙台留学的鲁迅给友人写信抱怨：“此地颇冷，晌午较温。其风景尚佳，而下宿则大劣……人哗于前，日射于后，日日食我者，则例为鱼耳”。又谈及“校中功课大忙，日不得息……树人晏起，正与为仇。所授有物理，化学，解剖，组织，独乙种种学，皆奔逸至迅，莫暇应接。”寄居生活的委屈狼狈，学业功课的慌忙紧张跃然纸上，今天的留学生读来想必心领神会。1910年夏，十九岁的胡适也要出国。他以拿手的考据在国文科博得满分，再加上英文的六十分和科学、西洋史临时抱佛脚得来的成绩，列第五十五名险获第二批庚子赔款留美名额。赴美两年后，年轻气盛的胡适撰长文痛陈留学四弊：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也；废时伤财事倍功半者也；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非留学篇》）。他并非反对留学，要批评的是国人不能以留学、获得外国认可为目的发展教育。他观察到当时的留学生一边对外国学术只求“苟且速成”，另一边又“昧于祖国文字学术，无法使输入之文明，有所依归而同化”。“留学之目的，在于植才异国，输入文明，以为吾国造新文明之张本……吾国一日未出过渡之时代，则留学一日不可废。”最终立论：“留学当以不留学为目的”。每一代有每一代的留学故事，今日中国取得的经济、科技、国防、文教领域的现代化进步离不开一代代海归学子的贡献。从忧愤挫败的容闳，到欲挽狂澜于既倒的张之洞，从赴日学医困顿彷徨的鲁迅，到誓言以留学终结留学的胡适，他们都意识到中国文明与文化必须彻底新生，而这个过程不得不借力西洋。留学者，既要虚心开放向外求教，也不能忘却出洋初心。百年过去，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留学消费大国。2019年留学人数超七十万，其中公派占一成，自费占九成，许多家庭为子女留学耗费十万百万不在话下。低龄留学、本科留学，对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而言意味着什么？经济发展所积累的大笔财富并未注入本国的教育建设事业，国内教育供给所欠缺的究竟是什么？然而，在今年的重大疫情以及国际局势影响下，留学他乡的潜在风险骤然兑现，留学数据可能出现历史性拐点。随着研究生留学局面的变化，学生会带着怎样的愿景与觉悟去留学？我国的研究生教育规模、定位应如何调节？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留学事业正在迈进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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