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译与意译的竞逐——“麒麟”、“恶那西约”与“长颈鹿”译名本土化历程

明清以来的“麒麟”、“恶那西约”，以及“支列胡”、“知拉夫”、“支而拉夫”、“及拉夫”、“吉拉夫”、“直猎狐”、“奇拉甫”、“吉拉斐”、“知儿拉夫”等音译名，以及“高脚鹿”、“长颈怪马”、“鹿豹”、“长颈高胫兽”、“刚角兽”、“豹驼”、“长颈鹿”等意译名之间的竞逐，从永乐十二年(1414)孟加拉国贡麒麟至20世纪20年代，前后持续了大约六百年。翻译作为一种跨语际的实践，动物译名同样包含着中国人对异域文化的丰富想象，而无论是异化式音译还是归化式意译所创造的新词，一定是包含着关于两种文化不同变化的思想，包含着译者对中西两种文化资源的引述、挪用和占有。本文尝试讨论明清时期不同的翻译群体，是如何通过长颈鹿这一动物不同译名，来寻找能更为充分地传达这一动物的特点和秉性的不同译法。这一艰难的译名命名过程，记录了自然史中长颈鹿这一动物是如何跨越东西不同的社会地理的边界，进入不同的社会文化空间的概念世界，所形成的不同文化群体的不同选择，反映出译名究竟是采用音译还是意译，都是对西方动物知识在中国本土化历程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