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二、十九世纪 十八世纪,在中国,尤其是在北京,几乎只有法国的耶稣会传教团仍在活动,汉学研究才得以发展;虽然法国国内也有发展汉学研究的愿望,但是弗雷莱、富尔蒙式或是蒂尔戈大臣在这方面的努力都没有什么结果。十九世纪形势完全相反,上半叶,汉学在法国本土组织起来;由于这种转变的长处和不足,汉学变成了一种学院式的、书本式的学科。一方面,在当时的专业人员中,法国汉学学者的新成员在对中国的研究中运用已在其他人文学科中使用的研究方法,比耶稣会士更有准备;但另一方面,他们缺少与研究对象的直接接触,如同人类学家所说的,缺少“现场”实践,这就使他们的研究工作更加理论化,因而没有人文科学的生动性。他们那精确而严格的方法论补救了他们失去的真实的直感。仅仅在鸦片战争(1839—1842)和一系列法中条约(1844—1860)签订以后,对中国的研究才有可能在中国进行,这种研究或是由翻译人员和领事进行,或是由传教士,尤其是由恢复了十八世纪其前辈学术传统的耶稣会士进行,但不是在北京。(具体地说,是在上海的徐家汇和河北省的献县——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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