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托旷怀——记恩师郭味蕖

1960年我初识郭味蕖先生于北京．为的是请教郭先生有关徐悲鸿先生的生平。时先生正为扩建徐悲鸿纪念馆事，授命奔忙。彼时郭味蕖五十岁上下，略有白发。体格魁伟，气宇轩昂．而谦恭温良有世家子弟风．言谈娓娓．不作慷慨激扬态。而学养之博雅。令人肃然起敬．不信今时无古贤。又隔一年。郭味蕖先生调中央美院．正教我班写意花鸟。有一次上课，他称赞我下笔颇见功力。名师一句勖勉。直使我感激至今。旋又与某教授率我班同学赴敦煌写生．当时的学校气氛为极左思潮所控．使负笈敦煌一事。留下不少心灵上的创伤。尤其有一次于华山苍龙岭写生．我与郭先生安坐静写，不知日之既下。于是晚上的生活会显出了一些活跃．矛头指向我．以为个人主义使我不听指挥而掉队，指桑骂槐，兼及于郭先生。某教授批判亦颇申申其詈．记得有“卑鄙的个人主义”一词不假思索地顺口而出。其实此教授学会新名词立刻乱用已成习惯．一贯的积极上进使其过犹不及．今天想来是可以原谅的。郭味蕖先生默不发言．因为和我是同犯，会后，先生微笑而已。我则愤愤．憨厚的党支部书记黄铸夫先生则劝我不要生气。当时住宿颇挤。此教授与铸夫先生同炕。时常自豪地说：“我就睡在党的身边。”这大体上是“文革”之前若干年的政治气候。在这种气候之下。又要教好学生．使之不走白专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