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现代性与大屠杀》有感

鲍曼对现代性与大屠杀的关系的揭示,不是简单地暴露现代性的负面问题,更非告诉我们人类文明进程中仍然有未被克服的野蛮,而将质疑和鞭挞的对象直接指向了启蒙理性及奠基于其上的整个现代管理体制。诚然,对现代科层制的批评,鲍曼将大屠杀事件作为反思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契机,以及在工具理性下引发的对人的道德与道德责任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