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谷》是史家——先秦史家研究之四

“史官文化”的含义首先在于史官对中国文化的承担性，在中国，专制之所以能够成为“主义”，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礼”的支撑，一是“天理”的铺垫。礼与天理可以说是中国专制主义的两块基石。人们一般并不把君主看作是法律的象征，而是看作札的标志，所谓民本并不是以民为本位，而是以民为手段。在本位的意义上，民本的实质恰恰是君本．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明确提出华夷之辨这个问题，并对之作出深入思考的恐怕不是儒家，而是史家。